从来没有一种药，像辉瑞的Paxlovid一样，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从医药圈人士处破圈到中国二三线城市的老百姓。
2022年岁末，中国放开疫情管控后，巨大的感染基数，重症人数的增多，让Paxlovid这种迄今为止效果最好的新冠口服药以“救命药”和“特效药”的面貌，成为中国民间的高价疯抢的“标的”。
在过去一个月，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医院和社区卫生中心完全没有储备Paxlovid，有货的医院，数量极少。广西某县城的一家公立医院，只有一盒Paxlovid，药剂科主任不敢告诉呼吸科主任，被问起时，回答：“只能院长批准才能用”。在民间，一盒医保价只有1890元的Paxlovid，一度疯涨至过万元。
但医院里的Paxlovid，和民间千金难求的Paxlovid的命运却几乎一致：有严格适应症的药，有的被用在不该用的病人身上，私人千金购买的药也因为缺乏当地医生的指导，而不敢给感染者服用，而束之高阁。
Paxlovid的被浪费和被错误使用，不仅存在于医疗资源不甚发达的地区，甚至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和社区卫生中心也大量存在。
即便过去半个月，Paxlovid在中国发生了一些新故事：因价格问题未进医保、它市场上而非疗效上的竞争对手要么进医保，要么初次定价就遵循最新文件，默沙东的莫努匹韦价格是Paxlovid的一半；另外，一些医院和社区卫生中心陆续到货Paxlovid或阿兹夫定，但p药的炙手可热依旧没有改变。
在大多数人们都会加入一两个的“买药群”里，黄牛依然活跃。只是默沙东在中国获批了以后，P药黑市价立刻下降了一些，由1万多下降到9000多，默沙东的M药只有不到一半——3000多元。
但即便如此，一般求购者首选还是辉瑞原版，买不到的话才买默沙东、阿兹夫定，以及辉瑞仿制和默沙东的仿制药。
直至春节前，P药仍呈现一药难求的局面，然而，不仅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就连广西、东北等地区，这些“来之不易”的P药，并没有真正送到需要者的手里，甚至有被扔掉的现象。P药滥用的背后，也有一些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不完善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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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许多P药用于危重症和住院病人
2023年1月中旬，北京已是中国Paxlovid供应最充足的城市之一。不过，在医疗机构，Paxlovid使用起来，限制颇多。
北京的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表示已经投入使用Paxlovid，不仅要求患者满足65岁以上、有慢性病、处于发病前五天等条件，还需要是该社区的居民。
问题是P药没有覆盖所有的北京社区医院，这意味着一些社区的群众还不能通过这一渠道获得P药。北京一家没有P药的社区医院表示无法提供用药指导，建议患者咨询能够提供P药的社区医院。
到了中日友好医院这样的三甲医院，急诊分诊台的医护人员表示，除非住院，门诊很难开出Paxlovid。
买到P药后，合理使用十分关键。
第十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提到，P药的适用人群是发病5天以内的轻、中型且伴有进展为重症高风险因素的成年患者。对于初次诊断重型新冠患者，和新冠症状出现5天后的患者，Paxlovid的循证依据都不足。
如今，P药的临床投入已经有一段时间，在北京，P药不合理使用的情况依然存在。
但一方面是医院在临床中发现P药存在新的适用情况，《中日医院成人 Omicron病毒感染初始诊疗方案》提出：对于发病超过5天的抗病毒药物的使用，推荐基于核酸检测结果进行。如果核酸持续不转阴，可延长给药时间。不过，也有医院坚持在发病5天内使用抗病毒药物的建议，各大医院的诊疗方案并不相同。
另一方面，临床是动态的，重症患者家属可能抱着殊死一搏的心态，央求医生开P药。广东某医院的一位ICU护士说，即使医院不开，患者也会自己买。有的患者住院自带P药或者P药仿制药。患者去世后，这些没有发挥作用的P药被遗落在医院，我们只能销毁。
-02-
上海：被“荒诞”的规定浪费的P药
近日，上海社区医院的辉瑞口服药Paxlovid资源已经呈现出供应紧张的状态。据了解，一些社区医院的P药库存已经见底，甚至断供。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沈璐（化名）在很多人看来是幸运的。她的母亲今年76岁，感染了新冠，但户籍所在地的崇明区长兴镇社区医院还暂时有P药储备。
然而，老人却没法通过这一渠道获得药物。
一开始老人没有任何发烧、咳嗽等最常见的新冠症状，只是觉得胃部不适，感到恶心。到消化科就诊后，由于考虑到家中成员除老人外都已感染新冠，医生推荐老人做肺部CT检查，怀疑胃部症状是由新冠病毒引起的。检查结果显示，老人已经出现肺部感染症状。
尽管出现显著症状的时长是在5天以内，但老人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老人已经虚弱到没法下床了。在联系各大医院寻求住院未果后，沈璐最后托熟人在浦东区一家二级医院找到了床位。住院后，沈璐发现治疗药物大多为抗生素一类抗炎症的药物，缺乏针对病毒本身的治疗。
沈璐听说P药有阻止病毒复制的效果，而且母亲符合P药用药人群范围。她希望医院能开一些，但医生却表示，现在医院已经没有这种药了，需要病人自己去找货。
根据目前上海市政策，65岁以上且发病时间在5天以内的病人，可以到户籍所在的社区医院申领P药。但现在老人正在住院，无法本人到场社区医院开药——这成了获得P药的最大障碍。“医生说你住进来了，就不可以随便出去。要出去就必须办出院手续。而且现在开药都是跟着住院记录走的，你在什么医院就必须在这里开药。”
长兴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表示，像沈璐母亲这样的情况，他们也没法提供任何帮助：“我们开药必须本人到场，不可以家属代领。我们这里一共就还剩十几盒药，怎么能随便地交给一个不符合领药条件的人？”
沈璐感到很矛盾。“我们当时是靠关系进去的，现在又闹着要出来，这算怎么回事？这还不是最麻烦的。现在床位这么难找，我们一旦离开医院病房，就意味着要自己负责老人的病情了，这么大的风险我们实在承受不起。为了一盒P药，值得么？”沈璐声音疲惫地说。
在思想斗争的几天时间里，沈璐从其他人那里听到的一些消息，让她最终决定放弃寻找P药。
“我弟弟咨询了几个相当权威的专家，都说P药有很大的副作用，我们担心母亲会吃出什么毛病来。而且我朋友家的老人，虽然吃了P药但没有明显好转，最后发展到了重症。”
之所以这些消息对沈璐而言如此重要，是因为她并不信任住院医生对P药使用的建议。老人入住的是骨科病房，三张床位里有两张都收治的是新冠病人——由骨科医生负责。
“现在医院各个科室的病房都在收新冠病人。虽然我听说他们这些骨科医生接受了新冠治疗的培训，但是感觉这些医生还是差点水平。我们问医生要不要用P药，感觉对方也是模棱两可，搞得我们越来越拿不定主意了。”
当沈璐回顾这一道P药选择题时，忍不住发出感慨：“本来我和家人的预想都是很理想的，觉得现在社会上有药，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但是真的经历下来之后，感觉一切都特别混乱。有床位的地方没有药，有药的地方没有床位。”
沈璐本来还想着要不要通过网络上的渠道买一点P药，但一想到有可能引发副作用，而且到货了可能老人已经过了最佳使用阶段了，就决定不再执着了。“我就觉得算了、算了，太折腾了，还不如安安静静地守在老人身边，随时注意她病情的进展。”沈璐说。
然而，即使是既有床位、又有P药的三甲医院，也没法在最佳时间使用P药。
即使是作为新冠肺炎救治定点医院的上海市浦东医院，在使用P药的初期也存在不合理情况。据统计，2022年4–6月，浦东医院使用Paxlovid的病例共计203例，其中136例用药不合理，用药不合理率达67%：浦东医院有16例首诊为重型、危重型患者使用了Paxlovid抗病毒治疗。3例患者在症状出现5天后用药，最长在第10天开始用药。
来源：新冠肺炎患者使用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的用药分析及合理性评价，中国药物应用与监测2022年10月，刘小林，卢萧萧，瞿丹，龚婧如，陆惠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