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我问他，现在怎么办？他说：“什么现在怎么办？”我说：“我团籍没了，我怎么上讲台讲课呀！如同开除党籍的能当指导员吗？”
他愣了一下。
我估计他们事先没有想到这点，以为吓唬一下，我还不老老实实的听话，但他不会承认自己失策的。为了避开这尴尬的话题，他又提起只要听党的话，好好改造，一定会有前途的等等。
我说：“我又没有不好好干，只是打报告要求转业去考大学。国务院不是也有具体规定吗？你们怎么给我这么重的处分呀！”我又提怎么重回教室去上课的话题，并显出十分可怜的样子。
最后他说组织上再考虑。我出了他的办公室。凭他最后那句话我觉得有希望可放下教鞭。
新的一周开始时，干事通知我把点名册交给另一位几何老师，大概准备合并上课了。心想第一步目的达到了。当我停下课后产生了一种危机感。因为部队还可开除我军籍的，假如那样就惨了。当时我觉得有两件事可做：1、主动要求做些事，表示没有躺下不干；2、要求恢复我的团籍。这两件事都可表示我还要求进步，避免对我使用极端手段。想好后，我就向干事提出，我可以帮助批改几何作业本，假如他忙不过来的话。我还可做刻蜡版等杂务。我这样说和做，给了干事的面子，缓和了与他的矛盾。但我应在什么时间提出恢复我的团籍呢？太早了团籍恢复了，要我继续教课怎么办？提晚了，他们会不会认为我对团籍根本不在乎，是个不可救药者。我想出了一个两全的办法，就是把写好的申诉信让干事层层上传到团中央，既没有看不起基层，又不会很快有结果。
54年中，批准我转业了，处分也改成了留团察看半年（空政团委批的）。
（有一次在与难友们聊天时，他们很不理解我为什么被划为“右派”。我把这段经历告诉了他们听后，有难友说我不要抱怨，你是老谋深算的反党分子，不划你划谁？54年时我不满20不能算老，有什么谋、算？谈不上。只是我当时觉得由于我不想入党，在部队肯定没有前途。而组织上却要我在那里教书，说是工作需要，而我只觉不过是利用我而已。打了一个要求转业的报告，又不犯法，又不违纪，你们就又批斗又开除团籍，能算无微不至地关心我吗。从我在部队所见和我自己的经历，否定了这个党妈妈的谎言。我没有自我作贱、自废武功。他来招，我拆招而已。）
四、第一次遭报复
目的达到了当然很高兴。天真地以为和独立三团的恩怨就结束了。其实不会这样便宜我的。
54年空直单位转业人员去了太原转建大队待分配。空闲时间政治学习是少不了的。由于处在过渡期，气氛就轻松很多。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可以凭同等学历的条件，去报考高等院校。梁成金、沈迪克和我等都申请去报考。所有申请报考的转业人员，全部批准了，只有我没有批，理由是谁让你为了考大学而闹转业的。这是对我不听话的报复和惩罚。按照54年宪法，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何况报考呢。平时自封为党妈妈的组织，就是这样的心胸狭窄、霸道，它违反自己定的宪法、军队转业的规定。你不听话和我斗心眼，看谁斗得过谁。在他管辖下的“同志”如同他们的奴隶一般，幸好没有碰到又一个王彪。但在党文化的洗脑后，我连提一下异议都没有敢。我再一次的想到，不能听它来安排。怎么办？正好当时有一个规定：干部转业由组织重新安排工作（不失业）；战士复员由哪来回哪去（不管分配）。当然同样离开部队，待遇是不同的，转业优于复员。但我选择了复员。我并不知道将来会如何，在上海能找到工作吗？但我一定要去考大学，没有工作在家自学一年，明年去报考就是了，独立三团管不着了吧。
回上海后，很快我被分配到了一个公私合营工厂人事科当干部，待遇和转业一样。可算是歪打正着。这比留北京工作还要强，何况他们都留在山西呢。但我还是想去升学。55年毫无困难地获得厂里同意我去报考。我太自信了，本来可以申请复习功课假，我放弃了。没有充分的准备就上考场，结果没有被录取。
56年吸取了教训。不但在平时复习，还参加了复旦大学主办的业余补习班。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北大物理专业录取了我。
五、第二次遭报复
入学以后，发现班上另有两位调干同学：周幼威和章鹏，我们叁人都在上海生活过。周54年从部队转业到山西工作，56年考入北大；章从上海公安局考入北大。我们三人从年龄、家庭背景、生活工作经历、兴趣等等都很类似。因此，很快就成为知己。
同班的其他同学是应届毕业生，把我们看成大哥哥。回想起自己的入学不易，又已经耽误了四、五年，我只想好好地念书。
57年5月19日校内出现第一张大字报。很快以饭厅为中心出现了大量的大字报，又成立了百花学社。大部分同学趁吃饭的时间，端了饭碗边吃边看大字报。有的同学搬一个吃饭的桌子，放在广场上跳上桌子发表演说，是否类似海德公园？我不知道。可以说政治、思想空气十分活跃。所以会形成这种局面完全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帮助党整风的号召下形成的。鸣放期间据我观察同学们大约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鸣放积极分子，他们往往是学习上比较好的人，有才华，知识面广，善于独立思考。他们贴出来的大字报内容往往较尖锐、深刻，使人震撼。但对中共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没有更清醒、更本质的认识。可以说他们是运动的主角，但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第二部分就是所谓“卫道士”们，他们反对前者的大字报的论点，但拿不出什么有力的论据，除了扣帽子，就是抡棒子。他们是一群小丑式的人物，头脑简单、腹中空空、‘报’云亦云，传声筒一般。也知道自己的行为，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但并不在乎，只要领导欣赏就行。第三部分就是没有贴大字报的大部分同学。他们的人数最多，没有贴大字报不等于不关心运动，就凭大字报前的人头攒动，和私下议论、传播之热烈，可以证明要求民主、自由的强烈愿望。这是共产党最害怕的。反“右派”成了当然之事。我当时就属于第三部分的人。根据自己切身的经历，觉得这个党和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理论和实际有很大差距。但究竟问题在哪里，还不明确。给我印象深的大字报有：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简译本；讨论党应在国家里如何起作用，而目前党又很类似中世纪的教会组织和一个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党却大搞特权等文章。看完后免不了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那也就是在自己的寝室里说说而已。在整个鸣放期我没有贴过一张大字报，没有参加过“百花学社”的活动，没有公开表示过自己的什么政治观点，没有参加过任何大、小辨论会，没有到校外去串连，连林希翎两次来校演讲，我都没有去参加。但当我听到章鹏参加西语系的肃反控诉会后，也想根据他自己在上海公安局工作时了解的情况，要进行揭露时。我马上劝阻了他。我仅说了一句话“你不要忘了共产党是很爱报复的。”他也有几年的工作经历，我想会同意我的看法的。当然我也是不可能想到会有如此严厉的报复的。章鹏也没有写大字报，也没有公开发表揭露肃反扩大化的言论。
原来平静的校园，由于有了大字报而显得生气勃勃，我还是按原来的节奏：上课、吃饭、去阅览室，仅多了在吃饭时看大字报。根据上面所说的许多“没有”和对章鹏的劝阻，我无论如何也不该被划为“右派分子”呀！说老实话，我在鸣放时并不积极，但对“反右”十分反感。按江隆基（时任党委书记）的标准我对自己有数，不会出事。但我很耽心章鹏会出事。假如这样，也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因为我们是好朋友么。我觉得应保护他。我又一次地按照在部队与领导斗法的经验，想出了一些对付的办法。
事实也是如此，因为按照江隆基书记划右的标准，我们都没有被划成“右派”。
称“反右”是“阳谋”，有这样无耻的吗？章鹏怀着对“反右”的不满甚至于忿怒，回到天津把学校里鸣放和“反右”的情况和现在已不能在学校说的话，一股脑地向他的哥哥倾诉。据说兄弟俩还展开了激烈的辨论。
章鹏在力学专业54级里有一个从小就相识的女同学叫乐瑛。在鸣放和“反右”期间他们来往很密切。我想章鹏会把原先想公布于众的，有关肃反扩大化的材料和他的“右派”观点，全部告诉她的。
58年由陆平替代了江隆基（据说因彭真不满江太右，把江换走）。新官上任三把火，取消了江宣布的结束“划右”。重新来深挖细找“右派分子”。原有的“反右”恐怖气氛骤然升高。
有一天班上开会。会上要求大家检举揭发章鹏的“右派”言行。散会前宣布章鹏从我们的寝室中搬出去（仅我们三人住）。并要求他交待自己的问题。
章鹏划为“右派分子”后，我已不很自信了。不过我估计这次的补课也快结束。一天吃晚饭时，乐瑛在小饭厅找我，希望和我谈谈。在小饭厅外的谈话是这样开始的。她说：“现在对我的压力很大，你看怎么办？”我说：“运动眼看就要过去，这么长时间你不交待，现在再说人家会原谅你吗？挺挺过去算了。”她说：“那就这样吧。”我说：“好吧。”我们就分开了。
第二天下午，上课的时间，听到“嘟、嘟嘟”的敲门声（我们熟人之间约定的暗号）。开门进来的却是班上的“反右”积极分子们，并拿了写好我是“右派分子”要老实交待的标语贴到了墙上。
我就这样直接被宣布为“右派分子”。这个程序有点不寻常，证明了我判断运动快要结束了，是对的。他们已没有时间再来搞什么揭发、批判、交待后再来定你为“右派”这一套花架子了。
后来周幼威告诉我，乐瑛是由领导指派前来试探我的。由此产生一些联想：1、组织上似乎还留给我机会，对我很关怀。而我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咎由自取。但我要问，你们搞的“反右”运动有什么合法性？正当吗？光明磊落吗？我凭什么要接受这种“考验”；2、假如乐瑛在汇报时帮我一下，编些瞎话骗她的主使人，结果会不一样吗？当然我无权去要求一个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年轻学生，去为我冒风险。终究我只是通过章鹏才和她认识的，她能信任我吗？她只要如实汇报就可以了。党妈妈搞运动就是要造成人人自危、恐怖的气氛，然后人人向它效忠，听指挥去咬别人。
章鹏的哥哥为了什么要这样大义灭亲？为了他弟弟好？为了怕牵连到自己？为了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没有他的揭发章鹏不会成“右派”，我更不会。而章鹏最后在监狱中自杀，我想他哥哥万万不会预先想到的。
记得当时划“右派”有六条政治标准。最后在宣布我罪行时，好像我条条都沾得上。天哪，不论你在什么时间说的、什么地点说的、是自创的还是转述的，想要给你按上就可以按上。因此，我认为划“右派”根本不需要条件，只需要有指标。我自嘲地说自己是“凑数右派”。话虽这么说，但给我的处分可不轻-—保留学籍，劳动考察。对此，我只有一种解释：独立三团在我的档案放的东西起了作用。我说，党妈妈又一次对我进行了报复不会冤枉她吧。
在毛泽东的专制社会下，生活是非常不确定的。当他把你算成同志时，你可能觉得还安全。一旦划入另类的话，什么坏的结果都有可能，直至死亡。所以有许多很高级的干部，也是这样的怕毛泽东呢。
第一次的报复，经过自我奋斗，达到了我个人最理想的目的。第二次的报复，差一点送了我的命。60年9月30日北京制药厂又以“企图逃亡国外”的罪名，把我送去劳动教养。冤枉呀，我只想能回校去完成我的学业，就烧高香了，出国干吗？。我考上北大是化了多少心血你知道吗？给我升级处分，一定是有人在交待问题时牵涉到我了。我知道已经决定了的事，是不会改变的。辨解毫无用处。我什么也没有说就跟来人走了。所以为什么“解放”后这么多冤假错案？人治加“伟光正”的永不认错就是答案。
疯狂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了粮食的亏产，已造成了大批农民饿死。为了稳定政局，北京就把部分“五类分子”收入专政单位看管，以防不测和恫吓百姓。
在教养单位根本吃不饱，还要负担繁重的劳动。62年时我已皮包骨头，大夫查房发现我已三度消瘦，替我请了病假，如继续出工是有生命危险的。我就亲眼看见，有教养分子在出工路上倒下死亡，想起来我还真要感谢这个大夫。
六、结束语
我快进入耄耋之年。闲时常回忆往事，为什么我的‘新中国’经厉如此不幸？不就是我没有十分听话，想了一些办法保护了个人的权利吗。这样是不是就因不符合奴隶身份而该受迫害？适逢学长谭天荣建议大家写回忆录，留下这段历史至少也可让家人了解。
随着“伟光正”光环的消退，“右派”的光环似乎在放大。“右派”中确有一大批有学问、有才能，忧国忧民的人。但更多的是一群普通人，不是“大公无私”的神。
划“右派”是“伟光正”操纵下的整人运动。因此，划出来的“右派”琳琅满目，什么情况的人也可能遭到不幸。不信，我告诉你一个例子，62年我们没解除教养的“右派”集中在团河农场（劳改单位），其中有一位看上去不像知识分子的“右派”。有一天他和别人打架，队长要他写捡查，他让别人代写，我很好奇地问为什么？他人告诉我说：“他是个文盲不会写”。
拿我来说，在鸣放期间我根本没有什么“右派”“业绩”，相反的是小心避祸，以免不幸。岂不知趴在地上和站在地上避祸的活动空间是大不一样的。
回忆中使我最觉可笑的是：划我“右派”完完全全是一种违法行为，我又不是党员，划我“右派”要县、团以上党委批准，并由此对我进行行政处分太无法无天了吧。侵犯了我的人权我不知抗议，反而觉得自己要努力改造世界观；在我摘帽时竟然大呼“毛主席万岁”，对一个加害于我二十余年的罪魁祸首，我竟然如此黑白不分。
前些年和几个同校难友，曾向胡锦涛和北大校方提出过三个要求：1、要求平反（非改正）；2、二十余年的经济赔偿（没提其他赔偿）；3、要求言论自由等，一直没有明确的答复。是不是他们认为给你改正就不错了，不要得寸进尺？是这样，也可以。公开说出来也算“伟光正”是条汉子。
近年以来，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虽然高喊“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也不见成效。上访群众一波又一波，抓了送回去，又来了，络绎不绝。从瓮安到深圳，从吉首到重庆，从西安到陇南，可以说大江南北，街头就是老百姓的政治平台，群体事件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联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连北京最近都可以聚集上千人到市政府抗议。杨佳袭警，网民欢呼。这都是因为不理睬群众合理要求，不切实解决矛盾，使矛盾逐渐积累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