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来的中国制度，是一种官僚型的帝制，皇帝的家业，是由他雇来的官员替他看守和打理的，这就是所谓的郡县制，天下分为各个郡县，设官分治。自打郡县制的雏形问世，御史就随之。没有王或者皇帝，会放心设官分治的官员，所以，得有人看着点。
秦制的一个特点，就是行政权、军权和监察权在皇帝之下的分立。其中监察权，归属御史台。此后无论制度怎么变，这个结构大体都保留了下来，所以，人称历代都行秦政事。
御史台又称乌台，因为汉代的御史台，柏树森森，上面有无数的乌鸦。而御史张嘴，没有好话，个个都是乌鸦嘴。他们一叫，就没好事。管他们的衙门叫乌台，倒也贴切。
监察权分立，让御史看住群臣，大概算是中国古代在制度上的一种创建。后来孙中山设计五权制政府，也是这样认为的。看住群臣，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防止反叛，在这方面，侧重礼仪的讲究。二是防止贪腐。
为了让御史完成任务，御史作为特别的官员，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不涉其他政务，专管盯人。二是官阶低，职权重，哪怕一介七品御史，弹劾一二品大员，可以毫不手软。三是可以闻风弹奏，无需实据，说错话可以不负责任。
但是，他们能不能完成任务呢？能，也不能。说他们能，是在王朝建立之初，制度大体有效，盯人也盯得牢。说不能，是说这种制度跟其他制度一样，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走一段，就形同虚设。套用一句经济学的术语，边际效益递减，一直可以减到零，甚至负数。
为什么会这样呢？问题出在皇帝制度身上。监察权的行使，是替皇帝看住人的，御史，都是皇帝的鹰犬。但是，皇帝的贤与不肖，各自不同，即使一个人，前后也会发生变化，昏的时候，也时常会有。万一弹劾到皇帝的宠臣身上，或者说，弹劾到某个原本就是秉承皇帝旨意干的事儿上了，皇帝就会不高兴。这种时候，说言者无罪，不好使了。皇帝要治你，照样。历朝历代，有多少因言获罪的御史呢？数也数不清。
再者说了，御史是皇帝的鹰犬，官员也是啊，只是使命不同而已。大家都是皇帝雇来干活的，出身大抵相同，同属官僚阶层。监察权，也是权，而且是很了不起的权力。时间一长，大家就都想明白了，与其把人看得死死的，大家一起受穷，不如与人方便，大家利益均沾。到了这个时候，所谓的监察权，就变成了分肥权，被看的，和看人的一起分润好处。汉代的刺史，明代的巡按，清代的督抚，原本是都看住各省大员的监察官，后来都变成了实权的地方官，道理就在这里。
所以，这个制度走着走着，就变形了，即使皇帝规定御史每年必须说点事儿，他们也会糊弄。再不然，就变成朝廷党争和权斗的工具，御史成了喇叭，助甲攻乙，助乙攻甲。大家说歪理，搞倒一个算一个。有的时候，被弹劾的，恰恰是好官和清官。晚清西太后当家，只要这个老太婆看不上哪个重臣了，自然而然，就会有御史冒出来弹劾这个人，百试不爽。
到了这个地步，反叛这一项姑且不提，贪腐肯定是管不住了。皇帝最恨的欺君罔上，大面积地发生了，所有的事，只瞒着皇帝一个。所以，一个一个的王朝，都倒了。这个看起来很了不起的创造，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