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农民们欢呼了，推行极左路线的恶吏，无为县委书记姚奎甲犯愁了，他知道自己治下，饿死了这么多人，在古代是要下油锅烹了的。但他有恃无恐，他是紧跟毛泽东和曾希圣的，再死多少人，只要路线正确就没事。而张恺帆别看你做了多少好事，但路线错了一切都错了。于是一纸黑状，送给省长黄岩，黄岩急送给正在庐山上围攻彭德怀的曾希圣。曾也马上呈送正大发淫威的毛泽东。这才有了毛泽东关于张恺帆无为问题的凶狠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党。毛泽东8月10日（1959年）”
毛的批示当时即转发全国的，随即又扩大了反右倾斗争，加速了共产风肆虐，更多的百姓是在毛的批示后被饿死的。所以说‘无为事件’不是一件局部的伤害，而是全国性人祸大饥荒，重要的一环，有很重要的标本意义，永不过时！
‘无为事件’可以说是那场全国性人祸大饥荒中的一个‘结点’，何出此言？大跃进的灾难，固然是全方位的，而大量饿死人的直接原因，则是人民公社食堂制的强制推行，宣告农民家中有粮即是‘非法’，而官方可以明目张胆‘合法’的，以‘反瞒产私分’名义，实行全国性的挖地三尺搜括粮食，有学者说就是‘用人民公社食堂一口大锅，把农民死死地罩住！’名曰集中到公社，统一安排，实际上是亿万农民，在失去了土地所有权与土地经营权之后，又失去了最后的土地产品支配权。从此命若游丝，终日劳累之后，只能靠公社食堂里的清汤寡水，苟延度日。哪一天食堂关门，农民只能活活饿死。
但办食堂对毛泽东而言，则是另一番景象。不办食堂，亿万农民家里总还可以有一点度命存粮，毛权力再大，也难全控在自己手里；而大办食堂之后，再发一道亲笔书写的‘反瞒产私分’命令，要各地以搞运动的方式，搜括粮食，供毛去争世界共产领袖和尽情享乐。可见公社食堂问题，是毛的禁脔之地，大小官员都是碰不得的！
毛泽东对张恺帆的严词批示，当时即发向全党，已人所共知。下面抄一份有关食堂问题，毛泽东另一份也是面向全党的批示，可能知道的人不多。
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贵州省委书记收回了农民的自留地，并将粮食集中到公社食堂，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食堂是“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没有保证。”毛大为赞赏，说“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到十年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4页》好一个‘不要例外’！反右倾后毛更是一言九鼎，全国还有哪里，能逃过毛的严控吗？
据《张恺帆回忆录》记载：“1961年在北戴河，谈到了农村办食堂，层层克扣，加剧了饥荒的问题，毛主席说‘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解散了农村食堂，他要是早一点提出来，不是更好了吗？’”（399—400页）
毛泽东真是文过饰非，颠倒黑白，翻云覆雨的高手！张恺帆提的迟了吗？1959年8月4日，中共安徽省委给中共中央写了题为《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派专人送上庐山给曾希圣，曾即呈毛泽东。毛就是据此报告严批张恺帆的，笔迹还未干呢，你毛某人就忘了吗？难道你姓毛的也忘了庐山会议之后，你对贵州省委书记的批示，办食堂‘不能例外’吗？
为反映无为和安徽的灾难真相，笔者当年写下了《大跃进中安徽官场和一个人的觉醒——读‘张恺帆回忆录’》一长文，全文两万余言，大摘要八千余言，发表于《炎黄春秋》2009年第12期，次年被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遮蔽与记忆》一书，还被南京《雨花》杂志及‘四川文摘’等多家报刊摘要转载。全文还曾刊于《炎黄春秋》刊外稿和‘共识网’‘五柳村’等多家网站。
关于食堂问题，笔者也曾发表过一篇长文，《人民公社食堂——苦难与罪恶的渊薮——一场肢解中国农民家庭的前哨战》。因篇幅较长，只收千余言的摘要。
因为《炎黄春秋》杂志和‘共识网’，‘五柳村网’等，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所以反响较大。来电来函较多，都是对这一段痛史，表达了严重关注的，尤其是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安徽人无为人。对笔者绝大多数是支持的，因为我代他们发言了。对有亲属在大饥荒饿死者，也算立了个网上碑文。
毛泽东一意孤行，在斗倒彭、黄、张、周党内明智派之后，又大反包括安徽张恺帆、河北胡开明等在内的，全国三百余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而掀起了更大的跃进，包括对世界大撒币大撒粮，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比如仅1959年，已经大批饿死人了，还出口粮食416万吨，据党史第二卷官方数字，1960年比1959年，全国人口就减少约一千万！
可是至今尚有人，对那场人祸大饥荒持怀疑态度，不相信当时仅六亿人口的中国，会饿死三千多万人，甚至还在鼓吹什么大跃进的伟大成果，说饿死人是造谣污蔑。那么不妨重温一下，在1962年1月11日至1962年2月7日，中央七千人大会上，两位主席是怎样估计当时国家形势的，便见分晓。
“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毛泽东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
“三年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血的教训，和平时期死了这么多人，我们共产党领导人应该下罪已诏。可以考虑在每个各县委、地委、省委、直至中南海门前立石碑，刻下我们的教训，让子子孙孙来记取。”（《刘少奇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辛子陵著《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增订注释本，香港书作坊2008年，384页）
这两份公开检讨，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可以阻住那些毛粉毛左，还有孙经先们伪学者的狂啸。孙经先教授‘论证’了，那三年减少的人数，是外流了，并未饿死！尊敬的孙教授们，你们这么为毛刘洗地，使执政党高层，情何以堪？如果你们说的是事实，那岂不是指着鼻子骂毛、刘两位大国领袖是昏君，是不晓国情的糊涂虫吗？既然未因政策失误大批饿死人，干嘛要开这垂头丧气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干嘛要说层层党的领导，都犯了错？！刘少奇更直言：我们共产党领导人应该下罪已诏——在中南海门前立石碑记事！孙教授你说说两位大国元首这么说，是否在给自己和执政党抹黑？
说起中央七千人大会，应该说是那个时代的一个转捩点。因为惨烈的现状，得到了部分的暴露，说白了就是中央知道了，大批百姓被饿死，不得不在执政方针上，做出重大调整，重点关注农业，从而除四川省外，其余各省饿死人数，开始减少，社会开始恢复了一些生机。
我们安徽，虽然因曾希圣为首的一班人，作恶多端，饿死了很多人，但后来曾希圣搞责任田，使农村面貌迅速改观，还是有贡献的，所以笔者于2003年，即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曾希圣功过是非应分清”一文，予以澄清。
大会还有一项也称得上是历史的功绩，就是毛泽东被摔下了神坛，人们从大量悲惨的事实中，终于看清了什么大救星，什么伟大领袖的真实面目！这位头上充满所谓光环的什么伟人，原来是祸害中国老百姓货真价实的大灾星、头号暴君！
七千人大会，确是一个值得记念的日子。为此无为中学退休教师杨金声先生，因大饥荒中一家有六口人被饿死，痛彻心扉，为防止灾难重来，曾多次上书中央，要求在天安门广场上，建立灾难纪念碑！并把每年的1月11日，即那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开幕的那天，定为‘国难日’，届时天安门广场降半旗志哀，全国停止娱乐一天，以祭奠大跃进大饥荒中枉死的三千多万亡灵！
今年是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所谓三面红旗运动，整整六十周年。六十年一个甲子，那时呱呱坠地的婴儿，如今已是花甲老翁了。而那些在运动中枉死的三千多万幽灵，依然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游荡，还在不停地发出绝命的呼喊！呼喊着要还他们一个公道，呼喊着要惩治那些迫害他们至死的各级官吏，特别是那个曾高居神坛的罪魁祸首！反人类罪是没有终止期的，君不见今日的俄罗斯乌克兰诸苏联盟国，正在追审列宁斯大林一群祸首嘛！
作为那场大饥荒的亲历者、幸存者和研究者，每当想起一个甲子之前，那些在我面前倒地而亡的饿殍，灵魂从未安宁过。经历了重重苦难的我，笔下永远只有哀伤、孤愤，苦难真相的追寻，以及造成如此人间惨案根本原因的思索了。
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农耕立国，是一方土地养一方人。历来披星戴月辛勤耕作的农民兄弟，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为何一场名曰要实现什么人间天堂的什么红旗运动，首先饿死的，却是生产粮食的农民！
这里必然涉及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生产粮食的土地所有权，究竟是谁？谁有权经营这片土地，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谁有土地产品的支配权？归结一下，就是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和土地产品的支配权。
而一切人祸灾难，正是从丧失土地所有权开始，当农民们已经不是你足下土地的主人，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成了遥远的梦，那数亿农民就沦为无根的流民了，大动乱随时可发生；再失去经营权，种什么怎么种，你都无权决定，你就是一只田间操作的两脚兽；最后失去了产品支配权，不问生产出多少粮食，都与你无关。开一间公共食堂，发多一点你就能活命，发少一点你就得挨饿，哪天不发了，你只能去死了。
归根结底一句话，农村的根本问题，还是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土地应该私有，还是公有？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两千多年了。有人说周之前殷商时代，是土地公有制，据考证实行土地井田制时，那井字中间那一块，就是‘公田’。
到了公元前261年，秦孝公时期，权臣公孙鞅发动了著名的‘商鞅变法’，实行土地权私有制，可以买卖。从此土地证制度，或曰田契制，两千多年来，基本没有变过。有材料说明，明代的土地证，清代是承认的；清代的土地证，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都是承认的；甚至日伪时期，也未变更过。直到1949年政权变更后（49年前苏区更早），经过暴力土改，才宣布既往的土地证，不问何年何月的，统统作废！谁保留它，就是妄图变天，是大罪焉！
暴力土改之后，新政权也是发过土地证的，并大肆宣扬过，说是中国农民终于实现了，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可惜应该是1955年，实行农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土地证即作废了！现实又成了梦想。
先秦以来，中国历经动乱，如政权更迭、战争、天灾、瘟疫等等，有过大量的人口死亡、大迁徙等。但大都能在一定时间内，安定下来。根本原因还是农民们，拥有脚下一亩三分地的所有权，常言‘落叶归根’，这个‘根’不就是脚下这片土地嘛！
在三千年皇权不下县（朝廷命官只到县一级）的背景下，中国农村长期是‘乡村自治’的政治生态。除了土地私有之外，还与宗法制度，士绅文化，儒家学说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们既保持了先民们长期相对的和平安定，也决定了它的保守闭塞贫穷落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世界民主大潮的推进，中国乡村一定会迎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变革是必然要发生的，但变革的方式和后果，令人未想到的却是一场近百年的大动乱，把国人尤其广大的农民拖入苦难的深渊！
笔者作为反右派大跃进大饥荒的受难者与幸存者，面对数千万饿殍，做过长时期历史性的追寻和思考，发表了有关暴力土改的系列文章，和有关乡村自治的系列文章计十余篇。小书中各收入两章。
暴力土改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历史证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而是官府和百姓的矛盾。广大的中小地主群，是土地经营的行家里手，是土地红利的主要提供者。他们的土地来源，并非主要来自剥削。对他们赶尽杀绝，祸及子孙，是违法乱纪天大的不公，也是对生产力极大的破坏。而其理论根据就是什么‘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消灭私有制’，这些已被证明，是祸害人类的祸水！是近百年中国大动乱的原点。而且这场灾难并未过去，一直还在延续。典型的例子就是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北京大兴等地的肆意大屠杀，就自称是土改补课。那些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地主及子孙们，仍是贱民！应该认真反思暴力土改的罪孽，还历史一个公道！
暴力土改及阶级斗争学说，也是对儒家学说和士绅文化，一个毁灭性的摧残，直接破坏了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和道德维系，流毒至今，一百年也难修复。
关于‘乡村自治’，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中国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卢作孚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以及统治山西的实权人物阎锡山，对中国乡村建设与变革，提出的理论探索与地区实践。比如晏阳初的河北定县模式，梁漱溟的山东邹平模式，卢作孚的重庆北碚模式，和陶行知的江苏晓庄试点。还有阎锡山治理山西三十余年的成功实践。当时就曾引起过广泛的关注，至今也还有深远的影响。
值得一说的是，这股乡村自治的思潮与实践，几乎是与彭湃毛泽东们，在中国暴力推行的十年（1927—1937）土地革命，同步进行的。这就有了对比与参照，就有了中国乡村建设与变革的百年之争。
结果如何呢？历史真相是最好的结论！
笔者这两项研究，都是与大跃进大饥荒密切相关的。简单地概括一下，就是不搞暴力土改，或是参照国民党退守台湾时，与大陆几乎是同步举行的和平土改，他们做到了政府、地主、缺地户三赢，不仅未死人，未引起社会动荡，而且尔后台湾的经济发展，乃至崛起为亚洲四小龙之首，有了坚实的农村基础。而暴力土改带来的，却是杀戮、血腥、经济大衰退，和严重的违法乱纪及社会不公平，直到大量饿死人！
所谓‘无为事件’已经过去近六十年了，在那场人祸大饥荒中，枉死的三十万幽灵，至今还在中华大地上游荡，还在用我们听不到的声音，呼唤着历史要还他们一个公道！我们编这本小书的目的，就是要还原‘无为事件’历史的真相，为的是汲取历史教训，不让悲剧重演！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早日实现民主宪政制度，一切权力归人民，把执政者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准他们胡作非为！
2018年8月30日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