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副校长的卞仲耘老师，在一次批斗中被活活打死
1966年8月5日，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副校长的卞仲耘老师，在一次批斗中被活活打死，终年50岁。是被她的学生打死的，用木棍打，用脚踢。
当天，和卞仲耘老师一起被批斗的，还有学校的三个副校长和两个教导主任。
很多学生参加了这次批斗。批斗的方式是，往老师的衣服上倒墨汁，给老师戴上高帽子，在脖子上挂写有名字，在名字上打红“×”的牌子。老师们跪在地上，接受学生的羞辱和殴打。
卞仲耘老师被打死，另一位副校长被打得骨折，其他三个人也被严重打伤。
当晚，闻讯赶来的王晶垚先生（卞仲耘的丈夫），在医院看到妻子的遗体布满伤痕。
第二天，王晶垚先生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照相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最后的照片。照片上清晰可见，大片血斑伤痕。
1978年6月3日，北京市西城区委发出一纸近千字的《关于卞仲耘同志的昭雪决定》：“……由于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纵容、支持坏人，疯狂摧残党的老干部，卞仲耘同志横遭诬陷迫害、非刑毒打，不幸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壮烈牺牲。”
之后，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卞仲耘老师举行了追悼会。卞仲耘老师的骨灰被安放在革命烈士纪念堂。
在卞仲耘老师被殴打致死以前，一些学校就已经开始了对老师的“揪斗”。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领导是“黑帮分子”，号召“坚定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面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1983年3月16日，聂元梓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7年）
因为这张大字报，聂元梓迅速成为轰动一时的北大风云人物。
很快，全国各地的学生以北京大学为榜样，纷纷开始了对老师的“揪斗”。
学生们写大字报“揭发”教师，除了给老师贴上“反革命分子”等负面标签以外，还使用“毒蛇”等污辱性词汇。
这时对老师的“揪斗”，多是言语攻击，有口头上的，也有书面上的。
有忍受不了这种压力和侮辱的教师，选择了自杀。
1966年6月的一天，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汪篯（这个字念jiān）的房门上，被学生们贴上了大字报。第二天，大字报竟然掉落到了地上。关于为什么会掉落在地上，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大字报是被风自然吹掉的；另一种说法是被气愤的汪篯撕扯下来的。
但不论是哪种情况，掉落在地上的大字报，让前来检查的学生们非常愤怒。汪篯被扣上了一顶“故意破坏捣乱”的罪名，被勒令要求认错，并且把大字报贴好复原。
当天夜里，这位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得意门生，反锁房门，喝下了剧毒农药“敌敌畏”。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篯殁年50岁。
汪篯成为北京大学在“文革”中的首例不幸者。
1966年6月10日，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文科教授之一，被当代中国著名学术大师陈寅恪叹赏为“思路周详，文理缜密”，“诚足当所谓好学深思者”的汪篯教授，在家中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时年50岁。
1981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汪篯隋唐史论稿》。该书篇幅并不大，但被认为“对这个断代史的研究仍然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2016年，为纪念汪篯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整理汪篯生前论述，结集出版了《汪篯汉唐史论稿》。
中国历来有“师道尊严”的传统，但老师的自杀，并没有引来学生们的怜悯。北大、清华等学校，对老师的攻击，开始从言语上升到暴力。一些学校，有学生成立“打狗队”。在这些学生看来，那些被视为“敌人”的老师，是“狗”不是人。
从大学到中学，暴力不断升级，从拳打脚踢，逐渐发到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打人，直到发生打死人的事件。
卞仲耘老师成为“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位被学生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上面的这些文字，也许很多读友会不理解，或者以为是在编故事。
这不奇怪，今天的很多年轻人，一出生便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丰硕成果，对“文革”并不了解，或者一无所知。即使一些年长的人，也因为时间的久远，对那段历史渐渐开始淡忘。
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安徽庐江中学一名学生上台夺了老师话筒的事。这件事情网上有了很多评论，官方也已经迅速成立了调查组，相信会做出一个公正的结论。
但我在网上看到有大V提出，要“打倒”毒教授。打倒在“文革”中一度成为口头禅，后来渐渐不再使用。
这位老师是不是有毒，该受怎样的处分，官方会按照程序办理。
但这位大V在文章标题中重新捡起这种斗争气息很浓的口号，用意何在？
还有人提出“要允许并鼓励抢话筒”，“在台上胡言乱语就应该抢下话筒来”。
这些大V是在误导年轻人不顾规则去“抢话筒”？只要认为对方讲的是错的，是在“胡言乱语”，不管是领导还是教授，就都可以不分青红皂白的冲上去“抢话筒”？
舆论场上的这些声音，让我隐隐有些担忧。这是一种有些危险的声音。
曾看过一位历史学者（我不确定是不是雷颐教授）的访谈，在讲“文革”期间武斗的升级时，就提到过“抢话筒”。
大概是说，不同派别的双方，刚开始是辩论，有一方冲上台去，不让对方说话，说你是反革命，另一方反唇相讥，说对方才是反革命。然后，双方就开始抢话筒，继而拳脚相加。一旦有了肢体冲突，就很容易升级，从拳脚相加变为棍棒相向，然后是长矛大刀，再动用各种武器。
年轻人总是热血沸腾的，如果缺乏理性的引导，遇到一个燃点，也许“大家还是会呼的一下起来，觉得拿砖头砸玻璃是件过瘾的事”（冯小刚语）。
秩序、规则的养成，需要很长时间的经营，但破坏它，也许只需要一瞬间。
我想，我们不能再犯“文革”那样的错误。对于舆论场上出现的，“打倒”毒教授，误导年轻人不顾规则去“抢话筒”的声音，需要引起人们的警惕。
言尽于此，文章可以收尾了。但我还想再就“为什么学习”这个话题多说两句。
网上有一段话，据说是某地的一座无名墓碑上的一段墓志铭：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到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
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
当我进入暮年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
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
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
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毫无疑问，“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读书，这是一个正确的值得鼓励的观点。
但落到现实中来，我们绝大多数人，不可能为国家的改变做出什么伟大的贡献。普通人的学习，更像是一场自我修行。
我们尊崇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鸿鹄之志，也同样赞赏“以己任为天下”的燕雀之志，这两种理想，并行不悖。
我个人更愿意用“以己任为天下”来勉励自己。努力让自己一点点改变，独立、善良、理性，成为那个最好的自己，如果还能为国家做出一点点贡献，能推动社会的一点点进步，那真是一件非常开心和幸运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