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东京开封（汴京），地处中原地区的平原以及全国水陆交通的中心，在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同时也成为经济、文化中心，乃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最繁华的超级都会。
由于坊市制的打破，开封成为近代城市的源头和代表，城市经济、城市文化、城市建设高度发达，比以往任何都城都更具活力，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人性化。
一般而言，城市是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和主要标志。北宋东京开封（汴京），地处中原地区的平原以及全国水陆交通的中心，在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同时也成为经济、文化中心，乃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最繁华的超级都会。
汴京一大历史贡献是，冲破了前代城市的坊市分离制，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开封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新型都城，它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都市布局和生活方式”。摆摊和夜市，是当时市民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其一，彻底废除了封闭的坊市制，经济活动开放。
宋代开封的商业活动不再像唐代长安那样局限于指定的市中，而是到处都可以临街设肆，连桥梁上甚至御街两旁的御廊等处也可以买卖交易。
皇宫宣德楼门前最主要的御街，非常宽阔宏伟，是皇家气派和威严的一个象征，但“自宣德楼一直南去，约阔二百余步，两边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自政和间，官司禁止”。也即在北宋的绝大部分时期内，皇宫门口也是市场。
雍熙元年（985）十二月，宋太宗“御丹凤楼观酺，召侍臣赐饮。自楼前至朱雀门张乐，作山车、旱船，往来御道。又集开封府诸县及诸军乐人列于御街，音乐杂发，观者溢道，从士庶游观，迁市肆百货于道之左右”。由于君民同乐的民间游艺活动，临时将商贩转移到道旁。
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的同样活动，连御道上也布满了商贩，“徙坊市邸肆，对列御道，百货骈布，竞以彩幄镂榜为饰”，显然是朝廷为了营造热闹气氛专门安排的。
皇宫的御廊很长，据南宋范成大出使金国路过时看到，“东御廊百七十余间”，根据对称原则，西御廊当也有相同面积，显然都是极好的丰富的摊位。而在北宋前期的喜庆日子，甚至连御街上也可摆摊。
如宋仁宗时，有官员上书说：“河桥上多是开铺贩鬻，妨碍会？及人马车乘往来”，朝廷因而下诏清除，以保证道路畅通：“在京诸河桥上不得令百姓搭盖铺占栏，有妨车马过往。”然而有令不止，自由惯了的商贩无孔不入。
从反映北宋末年开封市井风俗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汴河的虹桥一侧至少分布着八处不固定的摊位在叫卖拉客，足见并未能禁止。
皇宫门外就是最繁华的市井，皇家的尊严让位于商业的发展。皇宫东华门外也开辟成为一处精品综合市场，是宫廷与民间商贩贸易的地方，居然成为市井繁华的代表：“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在此，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鳌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
连皇宫门前、御廊以及桥梁都成了市场，还有什么地方不可以设肆经商呢？
皇家日夜浸润于市井文明，难免不受影响。如汴京城出生的王黼，“虽为相，然事徽考极亵。宫中使内人为市，黼为市令，若东昏之戏”。宋徽宗和宰相在宫中也以模仿市井商贩为游戏。
其二，夜市和瓦市兴盛。
商品活动的膨胀，不仅在空间上扩大，在时间上同样拓展。
汴京夜市盛行，成为当时全球夜晚最亮的光斑。此外还有很多固定日期的瓦市，相国寺就是代表：“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
由于地理位置居中、内部空间广大，相国寺每月至少八次开放成市场：“都城相国寺最据冲会，每月朔望三八日即开，技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异之物悉萃其间，因号相国寺为破赃所。”其中还有许多手工业者、艺人现场制作、表演。
原本崇尚清净无为的佛教寺院，在商品经济的冲击浸透下也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市场。此外还有许多节日市场，如正月十五东华门外的灯市、端午节的鼓扇百索市、七夕的七夕市等，都是买卖节日用品的专门市场。
这就意味着，整个东京城都是一个开放的大市场，正所谓“十二市之环城，嚣然朝夕”。城外尚且如此喧闹通宵，遑论城内。
由于坊市制的打破，开封成为近代城市的源头和代表，城市经济、城市文化、城市建设高度发达，比以往任何都城都更具活力，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人性化。
自宋代开始，中国城市由宋以前封闭式的“城”强“市”弱的城堡，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City），即突出“市”的近代新型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