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一人犯罪受到刑事处罚，影响其子女、亲属参军、考公、进入重要岗位的规定是不是合理的讨论，受到公众关注。持不合理论者认为，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其子女、被抚养人、受其影响的人等就一定会有犯罪倾向、犯罪意图或者犯罪行为。
但也有很多网友支持继续这个规定，其主要理由在于，这种牵连制度可以实现较好的威慑功能，避免犯罪。另外，对于某些犯罪分子的子女，他们从父母身上获得了恩惠，既然不能连坐，那为什么可以连惠，讨论问题不能太过双标。
这些理由自然都有合理的成分。法律只是一种专业化的知识，它在人类的知识总量中可能连百分之一都占不到，因此我们没有资格去对拥有普遍性知识的民众评头论足，独断傲慢。我们只能说出自己基于专业的忧虑。
惩罚犯罪的支柱，是公正还是功利？
关于惩罚的理论，历来有两种针锋相对的立场：
一种观点认为因为有了犯罪，所以才有刑罚。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为了没有犯罪，所以需要刑罚。
前者强调公正，立足既往，认为罪犯实施犯罪，本身应受到惩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惩罚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即报应主义思想。后者关注将来，认为惩罚是为了预防犯罪，对社会有积极的作用，此乃功利主义思想。
报应主义思想最典型的表达，就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很多人认为报应主义太过感性野蛮，但它其实限缩了刑罚权，张三杀了李四，李四的家人只能找张三复仇，不能连带张三家人。如果李四认为要斩草除根，赶尽杀绝，把张三家人全部干掉，那显然违反了报应主义倡导的公正。
报应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康德。他认为人在自由意志的选择下，避善从恶、实施犯罪，从道义的立场上必须承担责任。理性的人必须接受内心道德法则的自律，道德自律是理性自己给自己下达的命令，是一种不可违背的绝对命令。
为了声明这种报应主义立场，康德举了一个例子。假定在海岛上有一个公民社会，经过所有成员的同意，决定解散，彼此分开，散居世界各地。但如果监狱里还有最后一名谋杀犯，那必须在处死他以后，才能执行解散决定。因为每个人必须知道自己言行有应得的报应，不应把有血债的人留给人民。如果不这样做，那所有人将被认为共同参与了谋杀，这是对正义的公开违反。
功利主义的巨匠，则首推英国哲学家边沁，他的名言是：“正确的行为是那些能够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的行为”。在边沁看来，法律应当以最小的社会痛苦，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一个理想的社会，给人造成痛苦的犯罪和刑罚都是不应该存在的。然而，我们毕竟没有生活在黄金时代，总有一些人会实施犯罪。边沁认为，犯罪和刑罚都会给社会带来痛苦，用刑罚之痛去抵制犯罪之痛，这叫以毒攻毒。如果刑罚之痛小于犯罪之痛，但却能防止更多的犯罪，那么刑罚就是正当的。
比如刑罚对社会造成了三个当量的痛苦，而它却遏制了多于三个痛苦当量的犯罪，那么刑罚就是合理的。如果刑罚不足以遏制犯罪，那这种刑罚就纯粹是一种浪费，它比多余的刑罚更为有害。边沁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说这就像医生给患者做手术，让病人遭罪但却毫无成效，还不如不做手术。
在功利主义者看来，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在行为之前，人们会权衡利弊，比较犯罪带来的快乐，与可能遭受的刑罚的痛苦。如果结论是刑罚之痛大于犯罪之乐，那么他们就不会去实施犯罪。
功利主义有两种主张，一是一般预防，二是特殊预防。
一般预防也就是所谓的杀鸡骇猴，对犯罪人施加惩罚是为了威吓社会公众，让他们不要以身试法，这其实是将犯罪人以外的所有人视为潜在的犯罪人。特殊预防针对的是犯罪人本人，防止他们将来再次犯罪。
公正与功利？谁应该是惩罚的主要支柱呢？
很多朋友会不假思索地认为肯定是功利，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处处强调功利的时代。
但是，这个选择可能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人的工具化，惩罚张三犯罪是为了预防张三以外的人犯罪，报应主义认为，这是把罪犯当作一种工具，来实现其他目的，是对罪犯人格的亵渎。
第二，功利主义有冤枉无辜的风险。比如，某地发生数起凶杀案，作案手法非常残忍，一时人心惶惶。领导批示，当月必须破案，可到截止日期前一日，仍毫无头绪。于是办案人员与一位死刑犯商量，只要他认下人命案，便许以诸多好处，如给他将要高考的儿子解决免试入校的手续。被告欣然同意，向公众忏悔自己的杀人行为。按照一般预防的观点，这种行为并无不当，因为它可以震慑普罗大众，让他们感到司法机关言出必行办案神速的强大威力。但是，这种做法显然抵触我们内心某个最柔软的地方。无罪不罚，这是正义的底线。
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各有利弊，通行于世的是综合主义，也就是将两者结合起来，优势互补。
虽说综合主义是取各家之长，但它总应有个主次之分。在我看来，惩罚的根据应该以报应为主，功利为辅。只有当人实施犯罪，才能施以刑罚。无论能够实现多么美妙的社会效果，都不能突破“无罪不罚”这个最基本的底线。
做了那么冗长的铺垫，那么牵连制度所说的威慑更倾向于公正还是功利呢？显然，它带有效果论的功利色彩。它最大的问题在于违反了罪责自负，无罪不罚这个正义的底线。
有人会认为牵连制度的威慑实现了功利主义倡导的一般预防，这其实也是一个误读。这里大家要特别注意一般预防和法家的重刑主义的区别。
法家强调重刑主义，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对很轻的犯罪也可以实施重刑，就像治普通感冒，却给病人用最猛的抗生素。这和功利主义并不相同，功利主义认为刑罚之恶不能超过犯罪之恶，多余的刑罚也就是多余的恶。如果感冒用猛药，说不定把人体的免疫系统给彻底搞坏，反而让其一命呜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