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是无法选择的，父母的显赫与卑微对于子女自然而然会产生影响，但那只是命运的自然安排，但这与法律没有太大关系。家境优越的父母肯定会让孩子拥有更多的机会。我出生在一个很小的城市，来北京上大学之前都没有亲眼见过钢琴和小提琴，英语至今也一塌糊涂。同样是出国交流的机会，外语水平好的同学肯定占优势，我这种家乡口音的外语肯定被淘汰。我确实嫉妒过那些家境优越的同学，当有人家道中落，从高处跌落，我的内心也曾暗暗叫好。但是理性让我从嫉妒中不断走出，不断提高自己，改变自己，不在抱怨和苦毒中自我沉沦。
法律既不能人为地强化父母的恩庇，不能因为父母显贵，处处让其加分；也不能让子女因为父母的过错就雪上加霜，因为父母犯错，处处减分。法律上的平等是机会和权利的平等，而非结果上的平等。
当然，法律并不反对合理的区别对待，鉴于人类在起点上存在天赋、财富、个性、教育、性别、种族等各方面的不同，所以法律下的平等并不反对区别对待。比如考虑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特点，在生育法、兵役法上区别对待，这并没有违反平等的精神。然而，因为父母犯罪，就对子女的就业进行限制，这是一种合理对待吗？
每当你出现迷思时，不防降下无知之幕
法治从不幻想在现世建立黄金世界，它只是为了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这也许是法律人一个重要的思维逻辑，凡事都想到最坏，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也因此，法律人很少将自己代入强人的角色，而往往把自己代入弱者的视野。
法律界为什么担忧牵连制度，就是害怕出现滑坡现象，如果父母有罪，子女不能报考公务员，那么罪责自负的原则就已经被突破，例外的例外就会无穷匮也？
谁知道哪天不会出现五服以内都受牵连，抑或某个地域一律牵连。甚至商人子弟不能为官，人分三六九等的思想又死灰复燃。不能考公会不会滑坡到不能考事业编，甚至不能进入大企业。须知很多企业招聘也参照公务员录用标准。
罗尔斯通过无知之幕理论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出生之前被一块无知之幕遮挡，不知道自己出生在何种家庭，不知处于何种阶层、性别或民族，也不知自己的教育水平，身体健康还是病弱，家境贫穷还是富裕，那么你是希望出生在一个父亲贵族儿也贵的身份社会，还是希望出生在一个即便父母罪孽深重，但你依然能不受牵连，能够独立生活的年代呢？
很多人总是觉得自己的命好，或者认为自己不会命不好，但这并不是你说了算。因此，无知之幕理论推导出两种公正原则：
一是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基本自由，这个原则要优先于社会功利和总体福利的考虑。即便你成为了低端中的低端，你依然拥有一些基本权利是任何人无法干涉的，也就是说在基本权利方面，每个人都是完全平等的。有谁敢说，你或你的家人就不会跌至谷底呢？但即便你在深渊，法治依然希望保障你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第二种公正原则，关心社会和经济的平等，公正不是要求对收入和财富进行绝对平等的分配，而是为了确保公平，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一定的倾斜调整。通过平等来对自由进行补充，避免自由堕落成强者对弱者的全盘通吃。这也就是著名的“差异原则”。但差异原则更多是补偿，而不是剥夺。
人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很多犯罪也与道德过错无关，刑法中有很多犯罪是没有道德上的可谴责性的。比如，很多人不知道买鹦鹉也是犯罪（最高可判15年），也不知道从海外买药可能构成走私毒品（最高死刑）。另外，从自然结果来看，子女本身就是父母犯罪的被害人。一旦父母入狱，他们本身就会受到社会歧视，法律何必落井下石，赶尽杀绝。更有甚者，子女有时还是父母犯罪的直接被害人，比如父母虐待子女，遗弃子女，出卖子女，性侵子女，不一而足。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是不是可以区分自然犯和法定犯，故意犯和过失犯，对己犯和对他犯，对于某些可以牵连，某些就不应该牵连。
这种折中的思路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我们还是担心它会出现滑坡效应，更重要的是它与罪责自负的原理是违背的。
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非逻辑，没有人拥有完全的理性，因此也不能在理性上被彻底说服。人类各个世代千千万万的人从个人经验中所汇总的海量知识，一定大于我们这些自诩为法律专家的狭小知识。但是，我们依然有责任说出自己专业的意见。
法律没有最优解，只能提供一个相对较好，或者说最不坏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