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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黄花俄罗斯——莫斯科是如何将其国力和影响力挥霍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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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俄罗斯走上与东方和西方加强联系的道路,它将有很多机会加强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其攻击美国缺乏对伊拉克战争的公开反省,俄罗斯政府本可以把这些批评性的评论留给专家和评论员去做。此外,如果俄罗斯本身没有在2008年单方面承认从格鲁吉亚分裂出来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地区,或者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并在乌克兰的顿巴斯地区挑起战争,莫斯科要求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各种呼吁就会受到更认真的对待。相反,俄罗斯本可以对自己进行一些反省,并找到开始治愈邻国历史创伤的方法。这本可以通过关注俄罗斯人自己为结束苏联政权做出决定性贡献这一事实来实现、通过承认作为继承国对沙俄帝国和苏联的不当行为负有一定责任、通过开放档案、以及通过讨论历史的黑暗页面,包括1932-33年的乌克兰饥荒和苏联1939年与纳粹德国的互不侵犯条约。

此外,一个对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保持友好的俄罗斯在决定如何应对地缘经济倡议(例如2016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或2010年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时本可以保持灵活务实。俄罗斯政府还可以与中国和西方全球供应商就5G等尖端技术进行合作,同时努力提高国内生产并在国际供应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凭借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能够吸收二氧化碳的广袤森林以及生产氢等清洁燃料的自然资源,俄罗斯本可以开始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通往乌克兰之路

那么俄罗斯为什么不选择这条道路呢?尽管普京在其第一个任期内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务实的,并且广泛地符合这一框架,但在2003年之后,克里姆林宫的路线越来越侧重于复仇主义和对美国的敌意。在2009年至2011年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期间,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关系重新调整是一个短暂的亮点,美国和俄罗斯设法在各种问题上找到共同点——从军备控制和伊朗的核计划到莫斯科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与新的技术伙伴关系的锻造。但随着普京在2012年重返总统宝座,这种和解很快就结束了。普京感到西方对利比亚的干预和对“阿拉伯之春”的支持背叛了他,他越来越关注所谓的美国推动俄罗斯政权更迭的努力——这种痴迷随着2011年底在一次被操纵的议会选举后莫斯科街头出现的抗议浪潮而加剧。他对2014年独立广场抗议(Maidan protests)活动的过度反应导致莫斯科决定吞并克里米亚并在顿巴斯引发一场残酷的战争。2014年后的几年里,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呈螺旋式下降,但即便如此,俄罗斯仍有机会回头并重建与西方的关系。尽管受到严厉制裁,莫斯科仍与欧洲保持着重要的能源联系,并继续在与伊朗的核外交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但普京再次选择了一条更黑暗的道路,决定在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

俄罗斯错失良机的主要原因在于普京和俄罗斯精英在过去二十年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与俄罗斯国内政治的直接联系。对美国通过“颜色革命”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强加民主的担忧加剧了普京对西方日益增长的怀疑和敌意。将俄罗斯的繁荣集中在国家控制的开采行业而不是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多元化经济的决定,也是使俄罗斯走上当前道路的重大选择。在过去的十年里,普京和他的核心圈子逐渐压制了社会和精英之间关于一个新的、更开放的俄罗斯国家的讨论,取而代之的是宣传和帝国怀旧,并将它播撒在被苏联解体创伤所滋润的沃土上。

为了将自己定义为21世纪的大国,俄罗斯采用了当代版的苏联与美国的冷战对峙:只是通过控制更多的领土、与西方对抗、反对西方的安全联盟。莫斯科已经横下心来,要看看它能否在世界上维护自己的权力。与可能发生的情况所形成的鲜明对比,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俄罗斯政府本可以提出一个具有高度战略自主权和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安全国家的愿景,而不是入侵乌克兰。俄罗斯本可期待挪威水平的财富、日本水平的预期寿命、科学,所有这些加上其他优势,将使它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在太空探索中开辟下一个前沿领域的领先力量。但这样的愿景,除了对俄罗斯战略文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思维,它还需要强大的国家机构和有效的制衡机制,而这两者长期以来一直被普京及其随行人员所厌恶。

普京痴迷于将俄罗斯改造成19世纪式的大国,他对北约扩张的危言耸听的观点成为他谋求控制前苏联领土的基石。他的改造从乌克兰开始,乌克兰是俄罗斯境外苏联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共和国之一。除了普京认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是“一个民族”之外,正如他在2021年发表的关于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他还受到被俄罗斯强硬派广泛认同的信念的驱使:如果没有对乌克兰的控制,俄罗斯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大国。然而,莫斯科对基辅行使政治、经济和文化主导权的愿望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首先,乌克兰精英一直想与俄罗斯保持距离,而不是融入俄罗斯主导的秩序。乌克兰的寡头们再清楚不过,虽然他们的俄罗斯富豪朋友在绝对财富值上显得更富有,但是只要莫斯科一个电话,他们就会失去所有。而在乌克兰,由强势人物组成的联盟在不断形成,目的正是要防止普京式样人物的出现。即使所谓的亲俄政客们,也只是利用莫斯科的帮助和一些乌克兰地区的亲俄情绪作为国内权力斗争的资源,就像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在被广场抗议活动赶下台之前所做的那样。

与此同时,乌克兰西部是波兰,这个国家为乌克兰的受教育阶层树立了榜样。波兰在1999年加入北约和2004年加入欧盟后的成功,为许多乌克兰自由主义者提供了模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到2022年初,乌克兰已经独立30多年,国家认同建设进程取得了长足成就。尽管不同地区和人口群体之间存在分歧,但乌克兰在2014年基本上已经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国家——克里姆林宫在随后的几年中为瓦解该国而采取的每一步都只会使这种身份认同更加强大,更加反俄,最终在2022年入侵后达到高潮,形成全国抵抗。普京的情报部门预测到了这种抵抗,但这位孤立的俄罗斯领导人对此从未认真对待,他已成为自己思想的人质,并导致自己的国家陷入灾难。

当第一批俄罗斯炸弹和导弹袭击乌克兰时,俄罗斯在世界秩序中重新定义自己的机会之窗就已关闭了。无法预测这场丑陋的战争将如何结束,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些错失的机会将一去不复返。即使乌克兰能够取得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所定义的全面胜利,也不一定会导致俄罗斯的民主化。鉴于如果普京认为其政权的生存受到威胁,可能会下令使用核武器,因此只要他继续掌权——这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乌克兰取得全面胜利的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与此同时,俄罗斯将逐渐转向与伊朗类似的经济和政治模式——并将越来越依赖中国。对俄罗斯来说更大的磨难将是,这种伊朗式的结果可能会相当持久,而且它持续的每一年都会进一步减少俄罗斯解决与乌克兰冲突、悔过自新、恢复与外界联系并为其外交政策带来平衡和实用主义的机会。

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是柏林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议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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