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华表原置于圆明园安佑宫，燕京大学建校时移此
郑克中是1964年考入北大俄语系的，只读了两年书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25日，当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时，他和同班的几个同学是持反对态度的。因为不了解大字报的背景和内幕，仅从内容判断，主要矛头是指向当时的北大校长陆平的。大家认为这是将工作中的人事关系矛盾扩大化、政治化。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贴出，反击的大字报立即贴满了校园，当时的认识是：反对陆平就是反北大校党委，反北大校党委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右派。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郑克中几个人决定也写一张大字报，并于26日晚贴到了学三食堂里的墙上，题目是《质问聂元梓们：想干什么？》。没想到6月1日晚，风云突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将其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听到消息，几乎所有的人都懵了，大家这才意识到，事情并不单纯，聂元梓的背后定然有人撑腰。
回过神来之后，郑克中等人忽然想到学三食堂还贴着他们围攻聂元梓的大字报，于是赶紧去撕。没料到却遭到看守大字报校友的坚决阻止，好说歹说，在确信大字报是郑克中几个人写的之后，才勉强让他们撕了。第二天，整个校园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就几乎销声匿迹了，原本像郑克中这样的“保皇派”（保陆平）一夜之间都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
过了一段时间，在“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上签名的七个人互争“贡献”大小，又传出大字报不是聂元梓写的，是别人写完后，她在大字报最后面添了两句口号。因为她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官最大，所以署名排在了最前面。
北大乱了套，课也不能上了，接下来就是揪斗陆平和各系主任、书记、反动学术权威，开始了打人、戴高帽游街、抄家。6月18日，西语系一帮人在38楼楼前把系副主任严宝瑜、团总支书记赵云阁等人揪上台阶，给他们扣上纸糊的高帽子，当众羞辱、殴打，有人将厕所里盛便纸的纸篓扣在他们的头上，从上往下浇墨汁，还把严宝瑜从六七级高的台阶上踢下去。严宝瑜毕业于清华大学英语系，精通英、德、法多种语言，当过云南王龙云的翻译。平时气质儒雅，衣冠楚楚，突然间遭此奇耻大辱，情何以堪！
当年9月9日成立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11日选举校文革常委和正副主任，聂元梓取代了陆平。接着各系也纷纷成立了系文革，取代了原系领导。10月的一天，郑克中收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告诉他自己已被打倒，寄给儿子的钱是最后一个月的生活费，全家已被遣送回农村老家接受改造，信是在路途中发出的。郑父告诉儿子，如果能在北大待下去就待下去，如果不能就自己另想办法。这消息如五雷轰顶，一下子就把郑克中打击得浑身瘫软，脑子一片空白。
郑克中把这件事告诉了好朋友岑万洪，岑是俄语系文革会成员，出身好，人很善良。他安慰郑克中别着急，说他向系里汇报后就去找聂元梓。过了几天，岑告诉郑克中，聂元梓已经批了，每月发给他十七块五的助学金，并转告郑克中与家庭划清界限，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北大助学金的最高标准是十九块五，只有真正来自农村、出身贫下中农的学生才能享受，郑克中能领到十七块五的助学金，是做梦也不敢想的。
就凭着这每月十七块五毛钱，郑克中在北大坚持了整整四年。每月除去十五块五的伙食费，还剩两块钱零用。后来学校规定，节余的饭票可以换钱，郑克中有时就不吃早饭或晚饭，这样每月还可以再省出四五元钱买点生活必需品。
郑克中后来才知道，父亲的罪名是“走资派”和“混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他被押送回乡之后，乡里曾派人到北大找到聂元梓，要求把郑克中也弄回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理由是富农家的狗崽子，怎能在北大读书？聂元梓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聂说，家庭和本人是两回事，只要和家庭划清了界限，就是革命同志。那几年，郑克中一直不敢回家，他知道，一回家就可能回不来了。
1966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校园里的大喇叭忽然传出聂元梓的命令，说从清华大学附中过来了一批红卫兵，要来北大“破四旧”，喇叭里号召北大红卫兵紧急奔赴西校门，去保卫校门口的两只石狮子和院里的一对华表。大家紧急出动，手拉手把华表围了起来，在那里整整坚守了一下午。后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见北大人多势众，没敢来砸。北大西门院里的那对华表与天安门前的那对华表是一样的，是北京仅有的两对华表，无比珍贵。清华大学门前的石牌坊和狮子就是在那时候被砸毁的，北京其他地方的古迹文物罕有能逃过这一劫的。唯独北大的华表和石狮子得到了保护，文革中红卫兵挺身护卫“四旧”，这在当年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1966年8月17日，毛泽东为北大校刊题词“新北大”。8月19日聂元梓召集成立了北京大学红卫兵组织。后来有一些人反对聂元梓，北大红卫兵出现分裂，形成了“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两个组织。两派彼此武斗，开了全国武斗之先河。
打人、拘禁人的事不断发生。许多人被隔离审查，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杀的人多了起来。俄语系朱耆泉老师被关在郑克中住的那一层楼，一天清晨只听到窗外“咚”地一声闷响，然后就有人喊：“有人跳楼了！”郑克中打开窗户向下一看，只见楼底下蜷缩着一个人，腿还在抽搐着，鼻孔和嘴在往外流血。朱老师是南方人，却长得十分高大，白白胖胖的，他教公共外语。朱老师除了出身是资本家，他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俄语系遭遇最惨的是田宝琪教授，他当过民国政府驻阿富汗使馆文化参赞，1949年拒绝去台湾，绕道香港回到了大陆。文革开始没多久便被隔离，他的爱人、弟弟、弟媳都死了。爱人是上吊，弟弟是割喉，弟媳是投水。一天早晨他被专案组叫醒，田先生呆站在那里，嗫嚅着说：“他们自杀是……自绝于党和人民……我，我一定和……他们划清界限……”
大约是1968年8月中旬，听说邓朴方也遭遇了不幸。他是从42号楼五楼跳下去的，这座楼在郑克中住的40号楼的右边。十多天后的一个晚上，岑万洪走来对郑克中说：“邓朴方摔伤躺在医院里没人管，校革委会让各系轮流去照看，每个系两天，咱们系没有人愿意去，要不明天咱们两个人去吧。”第二天一早，岑万洪和郑克中两人来到北医三院，在三层楼走廊的一个拐角处看到了邓朴方。因为医院不肯收留他，所以把他搁到了走廊里。虽然同在一个学校，郑克中对他也只是闻其名未见其人。第一眼看到邓朴方，郑克中发现他的眼睛中似乎有些无奈与茫然，大部分时间，只是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和墙壁，不说一句话。从他身边来来往往的大夫和护士，没有人愿意看他一眼，好像他是一位传染病患者，避之惟恐不及。一位护士交代我们，每隔两个小时给他翻一次身，怕生褥疮，然后就是接一接大小便。
岑、郑二人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和邓朴方说话，出乎意料，他没有拒绝。谈话中得知，医院没给他做手术，也没进行任何治疗，能收留他就已经是发扬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了。问他为什么要走这一步，他说班里同学全都不搭理他，没人去看他，被关起来之后，有的只是不停地让他交代和揭发他父亲……
问他今后打算怎么办，他说医院撵他出去，过几天他妹妹来接他。听得出，他的话语里充满了后悔。多年后郑克中才从报刊杂志上知道，他从医院出来先被接回北大校医院，后来被送到清河福利院，吃了许多许多的苦头。
1968年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清理阶级队伍时，俄语系还有一位被称之为“台柱子”的龚维泰先生自杀了。他的自杀令许多人背地里唏嘘了好一阵子。他曾在苏联留学八年，学过许多不同专业，业务水平很高，但个人生活能力又非常之差。高年级的一位同学向郑克中讲述过龚先生的一件逸事。说有一年夏天，烈日当空，气温非常高，龚先生来教室给学生上课却穿了一件大雨衣，真的是挥汗如雨。一些女生心细，课后尾随其至住所，发现了一个秘密。原来龚先生穿衣常用“比较法”，衣服穿过往床底一塞，经常忘记洗，需要时再拿出来比较一下，哪一件稍干净就继续穿。那天比来比去，实在没有可穿的了，只好赤身穿上雨衣去上课。此后同学们就经常去给他洗洗衣服。凡听过龚先生课的同学都知道，听龚先生的课不仅是学知识，更是一种语言文学美的享受。他爱摆弄收音机，和一些朋友聚会常唱苏联歌曲，因此被怀疑在搞裴多菲俱乐部，是苏修特务。隔离审查时，他躺在教学一楼水泥地的草垫子上，晚上用夹在《毛选》里的刮胡刀片割断了颈动脉。看管他的人背对着他打盹，等发现脚下出现一滩血迹时，龚先生已经断气了。龚先生四十多岁才结婚，结婚不到三年就死了，据说妻子已怀孕七八个月了。
文革已经过去了50多年，今天的中年人，对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已经淡漠，更不用说青年人了。但对过来人而言，回忆仍然是痛苦的。现在看来，聂元梓不过是那场悲剧中的一个角色。假如没有聂元梓，会不会出来什么张元梓、李元梓呢？
作者：郑克中《北大二三事》
改写：尔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