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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人知道, 中纪委的原型竟然是...【阿波罗网报道】

在看到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出示的斯大林指令后,汪精卫大惊之下如梦方醒。正如汪精卫在当年11月5日广州中山大学讲演时所称:“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因此斯大林的《五月指示》促使汪精卫决心“分共和驱俄”。

阿波罗网记者秦瑞报道/近日,中纪委书记李希到湖北调研,到访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而中纪委的前身---中央监察委员会,就是在中共五大上产生。而中共官方文章承认,五大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主持”,“大会的日程、遵循的原则、需要讨论的问题”也是由共产国际确定。李希此行,再度让中共不光彩的发家史进入人们视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李希19日至21日到湖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对党绝对忠诚”。据报道,李希先后到访位于武汉市的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中共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等处。

1927年4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大会产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中纪委的前身。

李希指出,中共五大第一次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初衷就是“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

据大陆网站署名王宁的文章《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历史背景及意义》承认,“中共五大创设的监察委员会的原型来源于苏共监察委员会。”

中共成立之初,作为苏共控制的第三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中共一大到六大一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而中共五大就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召开的。

文章称,1927年1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会议决定“责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主持党代表大会”。1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举行中共五大给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团成员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发出指示,正式确定了大会的日程、遵循的原则、需要讨论的问题。并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为派遣共产国际执委会参加中共五大的代表团拨款9000卢布。

文章指出,在苏共党内成立纪律检查机关,始于列宁时期。

1925年通过的苏共《党章》中规定:监察委员会为了协助党增强联共(布)的团结和威信,要同党员违反联共(布)党纲和党章的现象做斗争。

普列汉诺夫在其《政治遗嘱》中说出了所谓“团结”的实质,他说“团结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与列宁意见不合的看法都无权存在。列宁主张团结,但要在他的领导下,服从他的目标,采用他的策略和口号”。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指出,“列宁认为,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阶级意识和革命要求,必须从外部把革命的要求灌输给工人阶级。因此就要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有严格纪律的政党,这个政党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列宁“党建学说”的实质是把黑帮组织和恐怖主义嫁接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说之上,设计出一个依靠暴力和欺诈实现共产主义骗局的路径。”

中共五大结束后不久,1927年5月31日,共产国际紧急电报传到中国(即所谓“五月指示”)。

五月指示的主要内容:

一、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必须根除对不可靠将军们的依赖性,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回土地;

二、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领袖害怕事变,正在动摇和妥协国民党现存机构必须予以改变;

三、动员二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伍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

四、必须严惩那些坏蛋,并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反革命军官。(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31至132页)。

接到共产国际电报指示后,就是这位共产国际驻中国首席代表罗易,随即将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电报副本送给汪精卫看。

在看到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出示的斯大林指令后,汪精卫大惊之下如梦方醒。正如汪精卫在当年11月5日广州中山大学讲演时所称:“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因此斯大林的《五月指示》促使汪精卫决心“分共和驱俄”。

7月,武汉政府开始和平清共,要求政府和国军内部的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否则被解职。

“中共却在斯大林亲自派来的又一个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的领导下,作出了于八月一日在南昌发动武装叛乱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由此而举起了他们公开背叛中国国民革命的旗帜,并从此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的指挥下,在中国各大城市,尤其是在南中国落后、偏远、贫穷的农村,到处煽起了‘望岱叛乱’的火星,点燃了叛变的烽烟”。(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下卷-第1章第4节)

8月7日,斯大林派来的罗明纳兹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李希此次也到访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八七会议”确定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领导工作。“决策了中共叛乱的三大政策,或曰三大手段、即武装暴动、发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辛灏年《谁是新中国》)。当时中共在中国各地发动了大小一百多次武装暴动,遍及十四个省一百四十多个城市。

武汉国民政府随即放弃和平分共,8月8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紧急扩大会议,通过“武力分共”决议案,在武汉国民政府控制区域,开始逮捕处决共产党人。在此次会议上汪精卫说“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全面清党后,大量中共党员登报退党党员人数从六万骤减到一万。中共的城市暴动惨败,逃往农村和山区,武装割据。

责任编辑: 秦瑞  来源:阿波罗网记者秦瑞报道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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