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意图。图为2021年10月30日，北京街上的住宅小区。
继贵州省通报财政吃紧、公开向中共中央求援后，云南多个县市也相继发声“喊穷”，有的地区的债务率高达991.01%。
财联网25日报导，据云南永平县政府官网消息，永平县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近日对全县政府债务管理情况开展调研。调研组表示，该县存在着还本付息压力大、现有财力和化债之间的矛盾突出、债务管理需要进一步加强等问题。
Wind数据显示，2022年永平县负债率45.59%，债务率991.01%，财政自给率15.66%。据云南省2022年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永平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4.40亿元，其中一般债余额6.20亿元，专项债余额28.20亿元。
云南腾冲市的财政也不乐观。今年4月24日，云南腾冲市召开2023年财税金融、国资监管工作会，腾冲市委书记马子兴在会上称，要看清当前财税金融工作面临的压力，全市财政保障能力较低，本级财力仅能勉强保障工资发放；收支平衡矛盾突出，组织收入难度加大，收入质量不高，财政自给率较低；债务规模大，政府综合财力下降，债务率逐年递增，风险防控难度增大；国有企业实体化运行较弱，市场化程度较低，缺乏中长期战略规划引领，主责主业不突出，经营规模小，经营水平和效益不高。
除了云南“喊穷”之外，贵州政府也面临重大的债务压力。
官方智库贵州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4月12日发布报告称，该中心在贵阳贵安、遵义、毕节、六盘水等地调研后发现，债务问题已成为摆在各地政府面前重大而又亟需解决的问题。但受制于财力有限，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仅依靠自身能力已无法有效解决，预计向中共中央求助。
这份报告在网上很快遭到删除，但仍引发议论。
港媒《香港01》报导，从过去10年的GDP增幅来看，贵州平均经济增幅全国居首，但贵州同时也是全国债务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过去，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但近几年由于当局遏制房地产发展、疫情清零政策影响经济以及资产价格不涨反跌等因素，2022年全中国土地收入已经年减三成，也对地方政府应对债务形成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今年1月发表的地方财政发展报告显示，由于疫情冲击，中国去年各省债务增速远超收入，而且各省债务增速明显超过GDP和收入，偿债负担加重。
报告还阐述地方财政面临的危机，包括近两年财政收入结构恶化，地区间财力不均；收入增长乏力的同时，刚性支出需求扩大，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凸显；为平衡收支矛盾，地方举债快速增加。
今年2月，“第一财经”报导，中共财政部发布的2022年全年财政收支数据，2022年广义财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和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约为28.16万亿元，比上一年下滑6.3%；广义财政支出37.12万亿元，比上一年增长3.1%；广义财政支出超出收入8.96万亿元，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疫情爆发的2020年，创历史新高。
中共前财政部长楼继伟今年3月在《比较》杂志上发文表示，有效遏止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加是今后必须解决的问题，且政府应继续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地方政府不应抱有中央政府不会放手让地方财政破产的幻想。
3月份公布的《关于202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末地方政府显性债务余额约35.1万亿。这一数额与2014年末相比增长了127%，增长相对较快。
楼继伟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余额数据没有官方统计数据，市场估计约30万亿～50万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