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大家宋云彬在日记《红尘冷眼》中，写下了建国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他以亲历者的身份作了真切、生动、具体的记载。这记载，还原了历史真相，也还原了那荒唐岁月。这些“运动”无一不“扩大化”，给人们带来了无妄之灾，也有饱含辛酸的“笑谈”。宋云彬日记是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史的补充与旁证的。
一
1952年初，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2月23日，浙江省主政者告知时任浙江省政府委员的宋云彬，浙江大学有“‘大老虎’，苏步青、蔡邦华等交代问题，群众表示不满”，同日，从谷超豪处得知，在浙大，受到冲击的，还有“民盟同志谈家桢、邵均、路嘉冰、李寿恒等”。3月23日，得知“苏（步青）交代问题不真实，五次均未得通过”。没有问题而要“交代”，这又何从“交代”起？无法交代而作的“交代”，则被认为“不真实”了。在宋云彬，他是了解情况的，可举一例。1952年3月10日，在文教、卫生、新闻、出版系统之打虎大会上，“有孙世立者，当场坦白贪污黄金四千五百两，其兄孙世轮已早受逮捕，贪污黄金五千两之多，其他银元谷米等尚不在内。医师王季平当场坦白，贪污黄金及其他物资，数量超过孙世立”。这交代的都是巨款，而这些单位一年的经费又有多少，遑论作为医师的，能经手多少钱？又何来这么多黄金？主政者以为“打虎运动”有了大收获，清醒者如宋云彬则在次日赴文管会“谈昨晚打虎情况，闻者大噱”。只是简约地如实写于日记中，但“闻者大噱”一语就很可以反映出这如同闹剧一样的逼供是如何在制造冤案，而在当时又是怎样被作为笑话来看待的。
这次三反对知识分子的伤害，可以从宋云彬在1952年5月10日记载中看到：“下午（浙江省）沙文汉副主席邀浙大一部分教授茗谈，对‘三反’及即将进行之思想改造交换意见”，“物理系教授束星北首先发言，反映‘三反’运动中种种偏向，声泪俱下。”且言及对具体领导浙大“三反”的某人当面指斥：“我很鄙视你，你不配领导‘三反’，更不配领导思想改造！”作为享有盛誉、被称为“中国爱因斯坦”的一代物理学家束星北，以如此激烈的言辞一改以往温文尔雅的处世态度谈“三反”，也可见这次运动对他以及对知识分子的伤害之深了。在这次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程孝刚、苏步青、陈建功等多人，也都对三反运动中不讲政策、伤人之深的偏差作了尖锐的批评。
二
1958年刮起了“大跃进”的狂风。在宋云彬的日记中，可以见到已作为“右派”的他记下的种种荒唐事迹。1958年7月7日，浙江省政协组织人员去丽水参观，“晚，参加文教专业组，听取丽水县文教方面各负责人之报告。报告扫盲工作者谓经过八昼夜苦战，扫了五万文盲，每人认识了一千五百字”。对此，宋云彬的反映是，“骤聆之，殊难相信也”。凡有常识的人也是“殊难相信”的，但却是在“大跃进”中实实在在发生的怪现象。
在1960年，因“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已漫卷全国，5月10日，晚饭时与家人以及友人闲谈时，宋云彬感慨，“凡事必须实事求是”，他回忆在郑州参观所见，“参观展览会，讲解员指陈列的七个大鸡蛋，谓是一只鸡在一天内所下，并谓现已跃进到每天一只鸡下十四个蛋”。他还谈及1958年“有人赴天津参观农村，谓一亩试验田产粮达十万斤，皆与事实不符也”。鸡下蛋的“大跃进”，是可以编入新版《笑林广记》的。
1958年席卷全国的，还有大炼钢铁。大炼钢铁遍及各单位，连宋云彬所在的中华书局也领受了炼钢任务。原料从哪里来？要各人自行设法提供，1958年10月19日，宋云彬由他的女婿“买到废铁十一斤，值二元”。次日，“送废铁十一斤交中华书局炼钢部门”。10月23日，“下午将下班时，忽得通知，有紧急会议，必须参加。6时，会议开始，主席报告本单位自二十六日起，每天须出钢二吨。人民公社全部社员除年老病废者外，皆编入炼钢部队”（按，1958年10月18日，中华书局在“人民公社好”的最高指示、全国皆办人民公社的形势下，已成立“十月人民公社”。我所就读的北京政法学院在8月即已改名为“钟声人民公社”，但仅是挂了一块牌子而已，当年所发的毕业证书，也并未用什么“钟声人民公社”的名字）。“会散后，匆匆回家吃饭。饭后即赴局参加劈木柴”。次日，忽得通知，令宋云彬所在的后勤第八组“全部组员参加劈柴”，下午，又“继续劈木柴”。以木柴引火炼钢，已是笑话，但从这“紧急”通知来看，也是颇当作一件事的。
三
1957年7月开始的反右运动，是众多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一个重大转折。先是，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宋云彬读后“为之悚然”，感觉到鸣放“自此收矣”。但是，尽管有此认识，却在6月10日出席浙江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发言时表示“不甚赞同”这一社论，认为人民日报针对卢郁文接到之恐吓信发议论，殊不知写恐吓信者决非人民内部的人，不必予以重视，一重视适堕其术中也。知识分子的天真，表露无遗。而在浙江日报交宋云彬审阅这一发言记录，6月11日以头条新闻发表这一发言，加以小标题曰“宋云彬不同意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时，还没有清醒过来：“其意是宣扬邪，抑恶意挑拨邪，不得而知矣。”对反右的决策有非议，他被定为“右派”已是“理所当然”了。宋云彬的日记留下了一个“右派分子”个案的记录。查当时的材料，为“坐实”宋云彬的右派罪名，罗致的“罪行”有：一、他认为浙江省领导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有偏差；二、他认为浙省领导对文物保护工作不够重视；三、他主张应有创作自由，反对行政过多干预；四、提倡“内行领导外行”，认为领导应该有文化，有专业知识。这些言论，使他蒙难22年。
在宋云彬被定为“右派”后，还连累到了他人。1958年9月3日，他得知新华书店的王平在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的罪名之一，为“曾数次奉命送书”到宋云彬寓所，由此，“降为勤杂工，月薪二十元”，后，又“被开除出店”。
在精神极度痛苦的情况下，宋云彬“无夕不饮”。1958年3月1日，“偶成一绝”：“驱遣牢愁酒一杯，名山事业敢心灰。十年悔作杭州住，赢得头衔右派来。”与同为海宁籍的从延安走来的女作家陈学昭一样，以对省委领导不重视文学事业的批评而获罪，成为“右派”。虽经周恩来命周扬打电话给浙江主政者，说陈学昭的用意是好的，但也未能幸免。而已升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也被打入另册沦为贱民了。1958年4月8日，宋云彬得到通知，从九级干部降为十四级，工资为131元（原为232.55元），房租则从9.45元增为16.07元。1958年5月5日，又接机关事务管理局电话，令迁往涌金门外67号。至此，对他作为“右派”的处理才告结束，但所受的屈辱则还在延续。可举一例，1958年12月18日，在中华书局，“下午奉陪开会，讨论到所谓右派分子可否担任责任编辑问题，又受一次侮辱”。宋云彬没有写下讨论的结论，这是他刻意回避了，那时教师中的“右派分子”都已被赶下讲坛，又遑论在出版物中需署名为责任编辑的“右派”？
四
1959年3月中旬，“忽接全国政协秘书处电话，云邀请余当政协委员，通知寄杭州被退回，现已经派专差送去云云。未几果接到通知书，内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二次会议（扩大）协商决定，你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委员会委员，特此通知。”对这一记录，我有两点不明：一、政协秘书处何以尚未了解宋云彬已由浙江调至北京中华书局工作？二、浙江有关方面何以不把信转至中华书局交宋云彬而径直退回政协？浙江的有关方面当然是知道宋云彬调往何处的，是他们开的调动介绍信。对第一点，我的解释是，宋云彬虽为“右派”而作为历史上有贡献的知名人士，被列为政协委员仍为统战的需要，却因一段时间的中断联系，而不知已调动了工作；对第二点，只能猜测为浙江有关单位仍是心怀不满了：何以这“右派”仍能蒙受中央高层领导的青睐？
1959年4月25日，宋云彬见到了政协送来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候选人的提名方案”，“计副主席十四名，常务委员一百四十二名”。作为有心人，他在日记里写下了常务委员中的“右派分子章伯钧、龙云、黄琪翔”三人的名字，又写下了在小组讨论时组长沈体兰的“传达说明，谓全体委员一千零七十一人中有右派三十八人”。这是“传达”，可见是政协领导的“说明”。这传达，说明了“提名章伯钧等为常务委员之理由”，想必也有说明政协决定三十八名右派为政协委员的“理由”，但在“传达”时从简了。宋云彬的日记，保留了一份历史资料。
在宋云彬的日记中还写有一些“右派”的神态和活动。1959年4月23日，出席政协会议。“休息时遇章乃器，傲岸态度依然似昔也。”这也说明了，以章乃器来说，对“右派”并未认“罪”，或也无“罪”可认也。
宋云彬以个人身份加入民盟，罗隆基就是介绍人之一（另一人为中共秘密党员周新民），但来往并不密切。在作为“右派”时、或作为“摘帽右派”的年月中，却有了来往。于1960年2月政协组织的参观活动中，3日，在洛阳，宋云彬去了章伯钧夫妇的房中“闲谈”。“叶笃义、陈铭枢先后来”。在洛阳，因黄药眠、朱光潜有病，宋云彬也为他们的诊治提供了意见。1960年3月12日，在郑州参观，晚，又在“章伯钧房中闲谈”。1961年6月23日，宋云彬去政协“小吃”，“遇熟人甚多”，“坐了章乃器的车子回来”。1961年6月28日，“5时半，坐罗隆基的汽车去政协”。1961年6月30日，“晚7时，坐千家驹的汽车赴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共建党四十周年的纪念会。1961年9月16日，“5时半，乘罗隆基车赴政协吃夜饭”。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中有专文写罗隆基，说章伯钧作为“右派”由行政三级降为七级，还有专车，“罗隆基是从四级降至九级。”“专车便没有了”。而从宋云彬的记述来看，罗隆基是仍有专车的。1961年12月17日，章伯钧至宋寓，“谈约1小时”。这些“右派”，也还有一些“政治活动”。1961年3月29日，在民盟总部，宋云彬参与听取了“章伯钧谈尼泊尔国情”，甚为“扼要”。
因了宋云彬的日记，为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在作为“右派”的一段时间里，留下了些许活动身影，但也仅是身影而已；这也弥足珍贵了，毕竟，对他们在这一阶段的情况，留下的记载不多。
五
1958年的“大跃进”带来了严重后果。1960年12月17日，宋云彬写有：“近来学校学生及各机关干部多患浮肿病”，“面目手足浮肿”，“甚至全身浮肿，有死亡者。”其中的一代学人卢芷芬，“即患此病死也”。卢芷芬生于1910年，于1960年去世，才50岁。他于1931年考入无锡国专学习，与周振甫同学。于1933年进入开明书店，与先一年进入“开明”的周振甫一起作为宋云彬的助手编辑《辞通》，为《辞通》编索引。建国后到北京，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又在宋云彬领导下工作。1957年，作为书生的卢芷芬未能免祸，1960年终因缺乏营养而去世。那时可购的食品已极稀少，有所谓“高价食品”的，也不易购得。1961年3月30日，宋云彬在中华书局“买到一只老鸭，重约3斤，每斤四元”。这12元是什么概念？当时一个二级工的工资是28元。大学毕业生刚工作时的工资是43元，一年后“转正”的工资为53.4元。
宋云彬的日记，可作为信史的补充，为一段时间里的“运动”留下了可供回味的一鳞一爪。
《炎黄春秋》201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