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政府推出“完善”区议会的办法，其实全无新意，与过去“完善”特首选举制度，“完善”立法会选举都一样，谁出任特首和议员，全由官主不是民主，交长官决定好了。
所谓新的区议会制度只是新瓶旧酒，甚至比旧酒的更陈旧。新香港的区议会470个议席，不计27个当然议席（新界乡事委员会主席），其馀的，四成议席由官方委任，四成议席变相委任（由官方委任的三类地区谘询委员会人士互选），只剩两成共88个议席是直选产生。不过，参与直选者除要争得区内市民提名之外，还要过两关，一是取得三类地区谘委会每类各三人合共九人提名，再经官方的参选资格审查委员会通过，才能参选。
相形之下，当年殖民体制也望尘莫及。四十年前，区议会启动时，民选议席占约四分一，不但数量上比未来区议会多，而且不设政治审查，不用受到政府监督以至处分，也无须听命于由民政专员出任的区议会主席。更且由第二届开始，官守议员全部退出，由增加的直选区议员补上。
从民主成分看，特区政府的地方行政已经一步退至旧时，甚至是回到区议会出现前，由港英政府一手主导地方政务谘询的殖民年代。眼下当局的布局，是以三类地方组织为基石，即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前两者都是70年代以来，殖民政权遗留下来的委任组织。特区政府即使不避忌讳，也该看到，由这些委任成员互选产生四成区议会议席，并由他们提名才能参加直选，由此产生的区议员与民主无关，只能是执政者权力的延伸，而执政者的认受性有多少，区议会就有多少。
基层民主倒退半世纪，但不代表特区可以提升地方行政功能。从效率看，四十年前区议会一半是官守议员，是公务员全职工作的一部分，他们要向当区民政专员及所属政府部门负责，也要应付地方需要，绝对不能放松。反观未来八成委任议员是业馀人士，他们对地区事务，只要令民政专员称心愉快，便连任有望，无须向区内市民问责。
倘若政府要听民间的反对声音，提出社区以至政策问题所在，找他们显然是找错对象。但若只要求为政府呐喊助威的啦啦队，把多个地区组织合并起来便可以了，何须每人每月给酬金三万五千元，连同实报实销的“营运及杂项”开支，每月花费差不多十万元在一个区议员身上，值得吗？单从衡工量值的成本效益计，政府该怎样向审计署解释？
过去每区均设有地区管理委员会，由当区政务专员任主席，主要政府部门的地方负责人为骨干成员，再连同民意机构的区议会，合力处理地方行政事务。当局现在既不信任反映民意的区议会，大可把每年用于区议会的五丶六亿元增聘人手，深入民间，更快更多地发掘及解决社区问题，服务市民。
但当局不单没有这样做，更把公帑浪掷于既无民意功能亦无行政效益的区议会身上，同时又架床叠屋，成立由政务司长主持的“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负责制订策略方针及理顺区内实施的政策和措施等，再设有“地区治理专组”，由副政务司长主持，负责处理区内的老大难工作，并根据领导委员会定下的方针制定相关政策。
换言之，连同地区管理委员会在内，政府内部也有三层架构去处理地方行政问题。问题是，甚么叫策略方针，甚么叫就方针制订政策，又甚么叫做老大难问题，固然费尽唇舌也难分难解，下级组织为免行差踏错，自然会将问题交由上级决定，结果蹉跎岁月之馀，地区管理委员会更花费不少时间与上方周旋，结果内部行政多了，地方行政难免少了。
民主倒退半世纪丶行政效率注定下滑的区议会，一个比当年殖民体制更不如的地方行政制度，特区高官却可以说成是“好制度”。现实的不可理喻，也许早给俄国文学家及异见者索尔仁尼琴看透，他说过类似的话：我们知道他们在说废话，他们知道自己在说废话，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废话，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废话，但是他们依然在说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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