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网上流行一个梗：“在上班和上学之间，我选择了上香；在求人和求己之间，选择了求佛。”
如果你以为这只是年轻人的一句玩笑，那就错了：2019年以来，“寺庙”在社交平台上的搜索量增长了368倍，今年以来寺庙相关景区门票订单量不仅暴增，而且预定门票的人群中，90后、00后接近半数。
这是让很多人都看不懂的一个现象：社会愈加现代化、年轻一代所受的教育也更好了，为什么他们竟会转身去求神拜佛，拥抱这类看似落后的“封建迷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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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确定性的恐惧
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热衷于上香？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这说到底还是年轻人没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至于把希望寄托在神佛身上。
《新京报》评论就认为，这样的生活之路“显然走偏了”，毕竟向神灵祷告是虚妄的，“奋斗才是青春的底色”。
然而，“上香”并不必然只是指望天降横财，和“奋斗”也未必矛盾，不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为何主张新教伦理才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奥秘？
正如《北京日报》的社论指出的，仅仅说教没什么用，“与其忧心年轻人上香，不如关心他们在‘求’什么”，从根子上解决他们的内在心理需求。
这种心理需求究竟是什么？简单地说，他们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大增，原子化的个体又缺乏社会网络和公共机构可以求助，无论是父母还是亲友都无法有力地回应他们的困惑和面临的挑战，此时，神佛就成了最后的替代选择。
古人之所以迷信，与其说是其愚昧无知，不如说是他们那时还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对一系列影响自己人生的外部力量都无能为力，于是转而相信这都是冥冥中有神灵的力量在左右。
社会学家杨庆堃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中发现：“生活越艰难，人们越是倾向于寻求巫术和宗教的帮助；越是贫困的阶层，其成员也就越迷信。”
这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相比起其他人，穷人可想而知更难掌控自己的生活，因而宿命论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可取的人生态度——把一切归结为“命运”，那就卸下了自己的心理负担，不用再为那些重要、但自己却无能为力的事而烦恼，并且还得到了一个让自己心安理得的解释。
按照现代的标准，任何传统社会都是迷信的，近代早期的英格兰既是“科学文明曙光”的时代，却也是占星术流行的巅峰。直到深入的现代化使得人们越来越有信心掌控外部环境，理性、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公共机构和法律规范的不断完善，才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无须求助于巫术就能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渐渐地，巫术就不再是最优、更别提是唯一选择了，到最后，它甚至成为多余的了——如果吃药就能治好病，为什么还要找不靠谱的神婆？
这样说来，那到了如今科技这么发达的时代，又有什么必要上香？
再现代化的社会，都还做不到掌控所有风险，甚至风险倒是比以前更大更多了。农民的生活是高度重复性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勤恳种地就是，至于天要下雨，那也不是自己能管得了的，就别操心了。然而到了现代社会，每个人从就学、就业、投资，生活日常，几乎无不都面临着抉择，社会的容错率又低，一步错步步错，而大部分风险又远远超出个体所能掌控的程度。
生活在传统社会中的人，在面对天灾人祸时当然也很脆弱，然而正因此，社会才会自发形成一种弱者相互支撑的社群文化。生活在其中的个体不是孤立的，但在社会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亲族、同乡等传统的社会支持网络逐步瓦解，而公共救助机制却又不完善乃至根本缺失，这样，两头踏空的个体赫然发现自己要独自面对复杂的不确定性，社会又默认这都是个人的责任，这就给他们施加了极大的精神压力。
当那些怀抱梦想的年轻人来到庞大、陌生的现代城市里寻求机会时，他们可能没想到那有多困难。动荡而陌生的生活耗尽了他们的力气，又失去了原本有机的社会纽带，在失败和失意时却没有后路可退，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沃土：人们相信社会是冷漠、残酷、弱肉强食的空间，任由个体面对无情的机器。
这些年社会之所以弥漫着焦虑，决非偶然，毕竟谁都能感受到风险在上升，而焦虑感的由来，说到底就是“面对不确定性，想控制又控制不了”。
一个反复出现的规律是：越是在那些结果难以预测的领域，人们就越是迷信。“墨菲定律”中有一句俏皮话：“散弹坑中没有无神论者。”因为在危机四伏的战场上，没有人能避开所有风险。
同样的，球赛结果极难预测（所以才紧张刺激），再老练的球员和体育记者都无法料见最终比分，因而球场上的迷信也格外突出，以至于有人相信章鱼能预测世界杯结果。当然，像彩票就更别提了。
无论是焦虑还是上香，本质上还是一种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此时，神佛就提供了稀缺的确定性——灵不灵且另说，但至少让人把这种压力转嫁给了一个超自然存在，最后就算事没成，那也不是因为自己不努力或做了错误选择，只是神仙们的问题。
2
求神还是求己
理解了求神的心理根源，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着手应对解决那种困境。
客观地说，当人们面对一个庞大、莫测又无法掌控的不确定世界时，对神灵的信念确实可以坚定他们的信心，抚慰心灵，并在法律难以保障的时候约束立约者的行为。因而看似吊诡的是：求神可能“迷信”，但却并不必然是“落后”的。
闽粤一带自古就有悠久的出海传统，而从事海外贸易不仅需要巨额投资，而且是高风险高利润的事业。正因此，对这些地方的人来说，在神灵面前的契约所奠定的商业同盟、信仰所带来的敢闯敢干，都是他们更好应对风险时极为关键的。
鲁迅晚年曾在杂文《〈如此广州〉读后感》中说，很多人对广东人的迷信“加以讥刺”，他也承认“广东人的迷信似乎确也很不小”，“然而广东人的迷信却迷信得认真，有魄力”，不像江浙一带只不过搞点仪式糊弄一下：“广东人的迷信，是不足为法的，但那认真，是可以取法，值得佩服的”，而“中国有许多事情都只剩下一个空名和假样，就为了不认真的缘故”。
鲁迅在意的并不是“迷信”本身，而是信众的主体态度：如果是自发的、认真的信仰，那也是好的，这样才能投入地把事做好。
同样的，现在真正关键的恐怕也不是年轻人上香本身，而是他们是否有一种认真做事的精神，从而更好地应对自己所面临的种种不确定性。
不确定本身是个中性词，未必就一定带来恐惧，它也可能是“高风险高回报”的机遇，所以上一辈才有那么多体制内人抛弃铁饭碗毅然下海——相比起一眼能望到头的一潭死水，他们宁愿拼死一搏。
不是说他们那会就没有风险，倒不如说，当时那种对“明天会更好”的信念，部分是时代红利，但更多的也是因为一穷二白，没什么可失去的，人们多多少少相信只要敢想敢干，未来不至于比现状更差。对未来有好的预期让人倾向于选择挑战，拥抱不确定性，反之则宁愿选择稳定。
风险社会里没有“绝对安全”这回事，但国人常有一个牢不可破的幻想：只要抱的大腿够粗、饭碗够铁、自己的欲求够低，就能换来安全。大多数人更加倾向于接受确定性带来的痛苦，而非不确定性带来的痛苦——谁也不知道地火何时上涌，就选择那个最坚固的岩块吧。
就此而言，现在更值得警惕的，是社会上弥漫的保守、畏惧风险的心态。
这当然也情有可原，有位年轻朋友说，这两年他始终面临挥之不去的焦虑感，因为感觉自己的生活“处在失控边缘，也许一个很小的事情就会突然把我压倒”，这还是在他没有债务问题、父母身体健康、也没有孩子和家庭的前提之下，而这其中任意一个都是重担。
这两年来很多人都过得提心吊胆、步步惊心，关键就在这里：弱小的个体在巨大的风险面前本能地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因为他们深知一脚踩空就是万丈深渊，除了小心谨慎，就只能靠运气。
这确实是当下无数年轻人的现实处境。剧作家莫斯·哈特在自传中就曾感叹：“我愿意斗胆做出这样的猜测：在一切成功的职业生涯的宏大设计中，运气始终是一个强有力的影响因素。”所谓“运气”，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些普通人不可控的偶然性外部因素。
仅仅责备年轻人“迷信”，加以“奋斗”的说教，并不能解决他们的困境，关键之处在于如何减少这种外部风险，给他们提供支持，重新夺回对生活的控制感。
这当然需要社会公共机构给予更多的保障，鼓励人与人之间的横向联结，而不是任由孤立个体去面对和承担所有风险，否则没有人能坚强到搞定所有问题。
现代社会要开辟出新领域、新可能，无不都需要冒险，但“冒险”并不意味着让人不系保险带一跃而下，而应当是在提供充足支持的情况下，鼓励人坚持独特的品质，向前探索和开辟新的可能。
人们上香，已经不是为了神灵面前的契约，而是个人主义的风险管理，寻求好运来赢回对生活的掌控感。
然而“好运”究竟从哪里来？在这个庞大的时代，每个人面临的不可控变量极多，也确实可能随时陷入复杂的潜规则，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什么也做不了，一个常识健全、认知正常的普通人，也能在暗礁遍布的大海上把握好自己的人生方向。
这与其说是“运气”，不如说是一种在不确定性的当下，认清形势并活出自我的“通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