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学社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于1946年5月4日正式成立的，其之所以称为“九三学社”，是为了纪念中国战区日本投降日。其成员以科技界高、中级知识份子为主，常见职业为教师、医师、工程师等。从其成立之日起，就积极协助中共统战，并在中共即将建政前，发表了拥护中共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宣言。
台盟，全称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947年成立，成员主要是“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台湾省人士”。
公开资料显示，九三学社中的知名科技人员有中共“两弹一星”的专家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陈芳允、程开甲等。在《鲜为人知的“两弹一星”专家受迫害经历》中，笔者已列举了他们在文革中的受迫害经历，其中核子物理专家邓稼先夫妇被批斗，邓稼先甚为敬重的三姐，因忍受不了造反派无休止的折磨，选择了自杀。
物理学家王淦昌也成为批斗的对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活命哲学”、“扰乱军心”，罪名数不清，甚至同情和支持王淦昌的人，也被抓了起来，还用假枪毙逼吓，要其交代与王淦昌的关系。
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学家赵九章不仅被游街，还被强制劳动改造。1968年，他服药自杀。无线电电子学、空间系统工程专家陈芳允，文革开始后即被撤职，下放到陕南一家工厂当工人进行“锻炼”、“改造”。
除此而外，九三学社被迫害的人也不少，除了上述科技专家外，尤以“五大右派”金宝善、顾执中、陆侃如、袁翰青、储安平最为有名。
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储安平离奇失踪
出身于宜兴望族的储安平，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后考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学习。其后曾去英国留学，回国后先后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大学研究员，并在创办的《观察》杂志任社长和主编等。1949年后，出任新华书店经理、光明日报社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虽然早在四十年代，激烈批评国民党的储安平就早已经看穿了共产党，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而共产党执政，“自由”就变成了“有”和“无”的问题，“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但他最终还是选择留在了大陆，从此厄运连连。
1957年初，毛泽东为了彻底整肃知识份子，采取“引蛇出洞”的方法，让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知识份子给共产党提意见，一些天真的知识份子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就包括储安平。他在一次座谈会的发言中说党群关系不好的关键是“党天下”的问题。他认为，“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些？”
储安平由此得出结论：“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更让与会者震惊的是，他还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且甚为不恭的称之为“老和尚”。他想向毛、周请教的问题是：“为什么现在的国家高级领导人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
储安平一语“党天下”和对毛、周的批评，不仅让中共朝野上下为之震惊，而且让毛泽东一连几天都没有睡好觉。而恰恰因为这惊人之语，他被打成了右派，并成为迄今仍不能“平反”的五大右派之一；也是因为这惊世骇俗之举，他的妻子与之离婚，子女与其划清界限，同事纷纷“检举揭发”。虽然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中共并没有放过他。
惶恐不安中的他在文革中则继续遭到迫害。不仅被勒令每天打扫街道，而且饱受了红卫兵对他的打骂、侮辱。1966年8月底，储安平投河自杀未遂。9月后，人们再也没有看见他的身影。从此他杳无音讯，是自杀、被打死、出家……至今仍无定论。
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宣传部部长顾执中因言获罪
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的顾执中，民国时期长期任记者，并创办了一家新闻学院，培养了大批新闻专业人才。1944年前往印度，任侨报《印度日报》社长兼总编辑，1946年回国。中共建政后，倾向中共的顾执中选择留在了大陆，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任编审，并任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宣传部长。
1957年反右前，顾执中发表了如下言论，《人民日报》当年6月26日曾予以刊登：“宪法自1954年通过以后，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
“第89条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法院决定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而肃反时的行动证明这一条全被破坏了。第87条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
“集会结社的自由更少，许多人民团体几乎都是官方包办。可不可以在有新的民主党派？宪法没说不行，但事实却没有人敢大胆的做。”
“大家都把宪法当做一张纸，通过后也就算了……现在从刘委员长到一般公民谁也不提保护宪法了。这样下去，把宪法当成了手纸，乱关人、乱捕人、拆（私人）信等等，都可以为所欲为，将来何堪设想？”
“党报与非党报、党报记者与非党报记者的待遇都不同，非党报记者采访时受到轻视，许多的机关还不让他们去采访。”
“解放前有许多通讯社，现在名义上有两家——中国新闻社和新华社，实际国内新闻只有新华社一家，包办了全国的消息，肚子吃得太饱撑不下。”
……
因为上述言论，顾执中被打成“右派”，降职为一名校对员。1961年“摘帽”，但直到文革后才被“平反”。
原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金宝善被批斗
1893年出生的金宝善，曾到日本千叶医学专科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内科并研究传染病与生物制品，其后还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修，并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他曾多次代表中国出席世界卫生会议，并于1947年代表中国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发起人之一。
1927年夏，金宝善应邀组建杭州市卫生局并任局长。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央卫生实验处，他任副处长，实际负责该处的工作。该处的建立奠定了我国现代医疗卫生科学研究事业的基础，培养出了一批专门人才。他还主持筹建西部卫生医疗组织与机构，经常亲自到现场布置工作。上个世纪40年代，他担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达7年之久，为支持抗战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技术精湛，管理有方，曾参与制定了中国医疗卫生方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筹建卫生防疫与科研机构等。
1948年，金宝善赴美国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儿童急救基金会医药总顾问，1951年回国，先后任卫生部技术室主任、参事室主任，北京医学院卫生系主任兼教授等职，并于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
1957年反右时，金宝善因其言论而被打成“右派”。他的言论主要有：“多请专家参加行政领导”，“目前卫生主管机构甚至业务机构掌握领导权的都是党员，叫专家‘钻到行政机构去’”；“现在卫生部司局长很弱，比国民党时的卫生部差的远”；等等。
当年7月24日，北京医学院教授、讲师及行政部门科长以上干部约一百余人，召开会议，批判金宝善，称其“包藏祸心，别有意图”。有卫生系讲师王黎华称，“金宝善去年以政协委员身份到山西等地视察，在某地遇到很多老同事向他谈肃反问题，金宝善回来后在系里对王说：肃反扩大了，搞错了。”
此外，金宝善谈的“卫生部的政治领导是加强了，但没有在业务上贯彻”，反对学习苏联经验和教学等言论，同样遭到了与会者颠倒黑白的批判。还有参与者称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这样的金宝善自然逃不脱厄运。在被打成“右派”后，文革期间又被关进“牛棚”，白天被批斗、进行劳动改造、学习，身心备受摧残。
二十年光阴走过，浪费了大好时光的金宝善于1984年离世。或许，在他比较国民政府和中共治下的卫生部之不同而被打成“右派”那一刻起，他就明白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大错特错。只是后悔晚矣。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常委陆侃如之死
1949年后任山东大学副校长的陆侃如和妻子冯沅君是北大的同班同学，冯沅君的二哥乃是北大哲学系知名教授冯友兰。1931年，陆侃如和冯沅君合著六十万字的《中国诗史》，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中国古典文学专著”。次年，他们又合著《中国文学史简编》，此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其后，他们一起赴法，就读于巴黎大学研究院，并双双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47年，二人来到山东大学任教，此后创作颇丰。
1953年，陆侃如加入九三学社，成为九三学社山东地方组织创始人之一，历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青岛分社主任委员、济南分社筹委会主任等职。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公开号召民主党派讨论“教授治校”问题，包括陆侃如在内的少数亲历见证过蔡元培时代的“教授治校”的高级知识分子，积极回应这一号召，结果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被打成“右派”之后，陆侃如当副校长时期情感出轨，与女下属发生婚外恋情的个人私德也遭到公开揭发。在山东省委副书记夏征农到会参加的批斗大会上，冯沅君公开表态说：“我大半生与‘老虎’同衾共枕，竟无察觉，是得了神经麻痹症吧？”
这里的“老虎”，是冯沅君对于丈夫陆侃如的昵称。冯沅君还称“在去年鸣放中，陆侃如暴露了他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堕落为右派分子。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人，他的学术思想不可能不是反动的”。夫妻之情在政治高压下被撕裂如此。
不过，很快，冯沅君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1958年遭“拔白旗”，冯沅君不得不每日去千佛山砸矿石。1963年，冯沅君的命运有了转机。她被任命为山东大学副校长。
文革爆发后，夫妇二人再遭厄运。陆侃如成了“死老虎”，冯沅君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屡遭批斗，唯一的工作是扫学校的走廊和厕所。1967年，陆侃如被以政治反动和生活腐化的罪名收审关押。1968年，冯沅君提出离婚申请。1971年12月，山东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决定，对陆侃如“免予刑事处分”，建议原单位给予行政处分。山东大学给予陆侃如“撤销教授职务”、工资降至高教九级的处分。
1974年6月17日，以教授二字为“罪恶标志”的冯沅君，因直肠癌医治无效离世。三年后，陆侃如亦去世。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们，不仅经历了一个又一个运动，而且可悲之处在于他们1949年后的创作全部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比如在每个章节的结尾都大量引用毛的话，以证明中国文艺按毛思想发展前进的。这也使得他们的研究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品质上，都无法与三四十年代相比。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常委袁翰青去放牛
袁翰青是当代知名的有机化学家、化学史家和化学教育家，毕业于美国伊利诺大学，并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先是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后任甘肃科技馆馆长。1944年，他参加九三学社的前身。中共建政后，先后任文化部科学普及局局长、商务印书馆总编辑、中科院西北分院秘书长和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研究员。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袁翰青被打成“右派”；文革中他又顶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轮番批斗、隔离审查，直至被送到河南劳动改造。根据他在干校的简单日记，3年中他放牛、喂猪、挖塘泥、修田埂、插秧、挠秧、参加一天18个小时的割麦大会战，同时还要写交代材料，接受批判。一次放牛时，袁翰青差点儿被牛顶死。
据其女儿袁其采回忆，袁翰青非常喜欢苏东坡的一句诗“事如春梦了无痕”，后来曾改为“事非春梦岂无痕”，使他这样感触的，主要还是政治风云的变幻。
不过，乐观的天性让他终于捱过了文革。1994年袁翰青离世。
台盟创始人谢雪红惨遭多次批斗
根据中共党史，发生在台湾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正是台湾土生土长的谢雪红。暴动失败后，谢雪红离开台湾，前往香港、上海，并创办了台盟。
那么，谢雪红又是如何与共产党产生瓜葛的呢？早在台湾时，谢雪红就受到共产思想影响，后来来到大陆，加入中共，1925年底去苏联留学。1928年，留学回来的谢雪红等人在上海决定成立“台湾共产党”，旨在推动在台湾的暴动，与中共一样，台共也接受共产国际领导。其曾先后两次被捕。谢雪红的丈夫杨克煌是中共党员。
中共建政后，谢雪红成为中共的座上宾，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全国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台盟第一届总部理事会主席等。
与其他民主党派高官一样，在毛和中共发起的一次次运动中，谢雪红也难逃厄运。1957年反右运动中，她被打成“右派”。依据谢雪红口述、杨克煌笔录的传记《我的半生记》中所附年表记载，谢在1966年文革爆发后，在1966年到1969年之间，曾多次被台盟各派批斗，其被批斗记录如下：1966年9月3日至14日，在永安里住家总共有四次被抄家和批斗；1967年4月14日，再被抄斗；1967年4月29日，在台盟机关遭批斗；1969年3月1日，遭开会批斗……
在台盟对谢雪红的十次批斗大会中，可以说是几乎把1952年整风运动里的“罪状”重新又翻炒一次。北京的《光明日报》说：“谢雪红在1947年混入共产党，十年来她以‘老革命’和‘228女英雄’自居，目空一切唯我独尊。”指其“放出许多毒箭”，向中共进攻。因此，谢雪红头顶的帽子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共产党叛徒，228的逃兵”等。
处于此种压抑环境中的谢雪红，很快得了肺癌，并于1970年11月5日离世，终年69岁。由于她的被批斗的身份，她不是死在病房里，而是死在医院的走道上。
结语
除了上述这些人，遭到中共迫害乃至迫害致死的九三学社和台盟成员还有不少，如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王家楫，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刘锡瑛，九三学社青岛分社主任委员张玺，台盟福建省支部主任委员王天强等。历史上的一件件血淋淋的迫害事实，不知可否让仍沉迷于中共统战糖心中的民主党派人士清醒。
2017-0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