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钱锺书接到调令，赴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参加翻译工作。委员会主任是徐永瑛。钱锺书被推荐翻译毛选的消息刚一传出，住在北京城的有个老相识，立刻雇了一辆人力车专程上门祝贺。此人过去来清华参加校庆时，曾过门不入。现在听说钱锺书调新工作了，以为那是古代皇宫里的“南书房行走”，属于皇上身边的人了，就赶忙跑来套近乎了。
钱锺书参加毛选的翻译，前后有五六年时间，一直在徐永瑛手下工作。徐永瑛出生于1902年，长钱锺书8岁，1916年考入清华，1924年毕业。两人是领导和部下的关系，但长期的英译工作，最终使两人成为了很要好的朋友。
有次翻译一段文字，毛选说孙悟空钻进庞然大物牛魔王肚里去了，钱锺书觉得不对。他很喜欢《西游记》，看过好几遍，记忆力又很强，他坚持说孙悟空从来没有钻入过牛魔王的肚子。徐永瑛为此请示上级，惊动了胡乔木，特地从全国各地调来各种版本的《西游记》进行查阅。结果证明钱锺书没有错。孙悟空是变成小虫，被铁扇公主吞进肚子里去的。
这让徐永瑛见识了钱锺书的博学和胆量。两人后来常在一起切磋琢磨，相互较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徐永瑛的长子徐庆东在《父亲琐记》中，记录有这样一则趣闻：有次钱锺书到徐永瑛家聊了一天，直到天色已晚，才起身回家。徐庆东跟父母亲送他出门，钱一路上仍然说个不停。那天下着大雪，钱、徐二人站在雪地里继续聊，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徐妻一看快到吃饭时间了，就跑回家中拿了棵白菜送给钱锺书。那可是困难时期，大白菜也很稀罕。钱锺书把白菜往腋下一夹，就走了。一小时后，杨绛打来电话，问徐妻是不是给了钱锺书一棵白菜。原来钱锺书回家后，妻子杨绛发现他腋下夹着一棵白菜，问是哪儿来的，他回答说不知道。
像钱锺书这种一心只做学问的人，为人处世又极谨小慎微，历次运动他都平安度过，没有惹祸上身。直到文革，他才没有逃过冲击。
当时，中科院社会学部开展大批判，揪斗的对象，不但面广人多，而且揪斗的方式也是花样翻新。就以文学研究所而言，遭到揪斗批判的对象就有研究所领导何其芳、毛星，现代室主任唐弢、当代室主任朱寨、古代室主任余冠英、理论室主任蔡仪等，罪名大体是“三反分子”、“走资派”。至于俞平伯、钱锺书、吴世昌、吴晓玲、孙楷第等，则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
在学部大院内常能看到这样奇异的景观：文学所何其芳、毛星、俞平伯、钱锺书等十余人在所里被批斗之后，先是由何其芳带队在学部大院敲锣打鼓地游街示众，此时，被批斗者大都戴着奇形怪状的纸帽子，胸前挂着大小不一的黑牌子。其中，何其芳的高帽子最为显眼特殊，黑牌子最为沉重醒目。他率队游街时，还要一边敲锣，一边高呼：“我是三反分子、黑帮分子何其芳！”
游遍学部大院后，还需一字排开，站立在文学所六号楼前，接受革命群众的责问与羞辱。钱锺书当时戴着一顶酷似古钱币式的纸帽子，被学部工人战斗队揪出来接受批斗，有电工厉声责问钱锺书：为什么不许他家开大收音机的音量，收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面对这样的责问，钱锺书无言以对，只能低头认罪。
未搞运动前，学部大楼里非常安静，人们说话总是轻言细语，很少有争吵的事情发生。可是文革一来，整个学部大院顿时变成了沸腾的油锅，一向说话低声细气、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突然间好像完全变了样。一时间争吵声、辩论声、铜锣声、口号声充斥于耳，几乎遍布每个角落。大字报贴满了从一号楼到各所的墙壁，就连食堂也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标语，从此吃饭就再也找不到一块安静的地方了。
有一天，《新建设》杂志社的刘再复，来文学所批斗何其芳，他站在讲台上，以浓重的福建口音，声色俱厉地揭批何其芳的“三反”罪行，他的口才和胆识曾给文学所的年轻人留下深刻印象。十年后，四人帮一垮台，刘再复调到文学所工作。再后来，还担任了文学所所长的职务。
徐兆淮是学部文革的亲历者，他曾亲眼目睹了学部大院里一幕幕令人吃惊的怪异场面：文学所一位一向文质彬彬的中年研究员，在全所批斗会上，把厕所里的字纸篓强行套在所领导何其芳的头上；一位平素温文尔雅的中年专家竟伸手打人嘴巴；而亲手制作高帽子、黑牌子，将其强行戴在被批斗者头上、挂在他们身上，迫使其在大院里敲锣打鼓、游街示众的，也大都是这些中青年知识分子。
这些人多数是全国各重点高校的优秀毕业生，写起大字报来，龙飞凤舞，倚马可待。文学所的祁连修，书写大字报用的是郑板桥体，堪称一绝；许志英挥舞毛笔，抄写大字报迅捷如飞。哲学所的徐崇温与人论辩，口若悬河，出口成章，妙语连珠。那段时期的学部，从一号楼学部机关到历史所、文学所、外文所，凡是上了大字报的，从走资派到小爬虫，事无巨细，皆无隐私可言，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到了一九六八年，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红得发烫的人物相继垮台，工宣队、军宣队双双进入学部，开展清查历史专案的工作，其中就包括钱锺书、陈翔鹤等人的专案。
钱锺书的历史与学术成就，清清楚楚，没有什么好查的。但大字报揭发他的现行言论，却大多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罪行。其中一条是有人揭发他在《毛选》英译委员会工作时，曾说过我不把翻译《毛选》的工作带回家做，是怕亵渎了我的家庭。其中“亵渎”二字是用英语说的。另一条是有人检举钱锺书说过一段关于厨房的言论，大意是：食客吃菜不要光看厨师端出来的菜肴，表面五光十色煞是好看，却不知道在厨房烹饪时，会是多么肮脏！政治大体如此。
这两条言论，第二条只是泛泛而论，并无具体的指向和特定背景，所以不算什么。但第一条就严重了，属恶攻，是死罪。真要追究，不死也得脱层皮。幸好具体办案的人员认为，钱锺书出于留学习惯，平日说话幽默，有时不免失之刻薄，其实并无恶意。因此，在给钱锺书做政审结论时，便以“亵渎”言论属于孤证，无法确定，最终推翻，不作追究。
但陈翔鹤就没有这样幸运了。陈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沉钟文学社的重要成员，《文学遗产》的主编兼历史小说家，他创作于1960年代初期的《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曾一度产生过重要影响。后来，在“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语录风行之后，却遭到了严厉批判，被视为“影射文学”的代表作。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部时，陈翔鹤已经67岁，身患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却被迫与大家一起睡在办公室的地铺上。身心既已疲惫不堪，加上所里连续举办批判会，逼迫他承认影射问题。陈翔鹤终于承受不起，在去单位接受批判的路上，突然倒地，经同仁医院抢救无效含冤去世。死时未留任何文字或话语，但工宣队、军宣队却做出了“畏罪自杀”的结论，并在他死后召开批斗大会，通报相关组织，进而影响到他入伍的子女和家人。
陈翔鹤和钱锺书，同属社科院下属的研究所，面对的都是工宣队和军宣队，只因具体的办案人员不同，结局便相去甚远，一生一死，差别大矣。
2023-0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