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署催促下，香港公共图书馆大手禁书，以维护国家安全之名，厉行思想控制，结果不但“敏感”题目的异议书籍全数下架，甚至把一些“敏感”作者的其他作品，也格杀勿论。
其实禁书不单违反思想自由言论开放的文明原则，操作上也必定十分儿戏。《明报》调查发现，过去两年至少有195项涉及政治议题及人物的资料或书籍下架，不过有多少项经过仔细研究，指出问题所在再征询法律意见，相信绝无仅有。不过，审查者就算没有认真从头到尾看过作品，单凭标题和作者便作决定，也完全可以理解。试想，先来一个读书报告才决定是否禁书或移走录影资料，功夫非常繁重，近乎不可能的任务，更何况整个过程不用交代也不受监察。
严格来说，公共图书馆馆员需要看过每一页藏书、每一格录影，才有把握可以删除一切直线曲线或软的硬的“反动”资料，甚至需要定期再审，追上政治形势的需要，才算尽职审查保障国家安全。但香港公立图书馆共藏有超过一千五百万项资料或书籍，单从人手看，注定是马夫行事，只有根据一些关键字词来做决定，“有杀错无放过”。
不过，宁枉毋纵丶宁滥无缺下，特区当局制造又一个一塌糊涂的香港故事。今次的审查摆明因人废言，例如邝俊宇的爱情文集丶黄照达的亲子漫画丶吴霭仪的生活小品、彭志铭的粤语研究丶尊子负责插图的书籍等等，都一概遭殃，完全言不成理。反而其中部分书籍可以在大陆城市的图书馆找得到，偏偏在这个国际都会，却为了“国家安全”而一律下架，难道说好大陆故事比香港的更重要？
可见眼下的香港，不但收紧政治尺度，扼杀言论自由，公共行政更是紊乱不堪。首先是观念不清。特首李家超解释，图书馆有责任确保馆藏符合“香港利益”，但何谓“香港利益”，从来没有界定，但没有界定不等于没有责任，因为被下架的书籍或录影制作便等于不符合“香港利益”，作者和出版商若认为有损声誉，大可控告政府诽谤，以邝俊宇的《有一种幸福叫守护》或者区家麟《潮池》散文集为例，若政府指明或暗示不符合“香港利益”而下架，诽谤官司肯定不胜无归。
其次是整个禁书过程竟然纯属康文署的行政决定。有份负责国安法的保安局不知是没有提供专业意见，还是没有专业意见提供，一直置身事外，而康文署亦从不征询公共图书馆咨询委员会的意见，无疑可免去向公众交代，但没有压力下，一切随随便便，没有一套有理有据的审查准则，也没有可以交代的工作程序，到了公众质疑，又可以怎样招架？
特首一味说馆藏符合“香港利益”，但连禁书有何具体标准和程序也拖泥带水，正好说明，特首施政目的不在乎服众，不在乎效率，而只在乎自己也不能说清楚的“香港利益”，当政策出了问题，也纯属你的问题，因为施政和他自己既然为了“香港利益”，当然没有错，错的永远是香港人。
这套信念已经成为李家超辩护政策的万能锁匙。例如香港与大陆设立器官移植互助机制，近五个月来卫生署收到近六千宗器官捐赠人士取消登记，其中过半未曾登记捐赠。在他看来，互助机制有“香港利益”更有“国家利益”，所以香港人不会真心退出的，因此李家超对大批人退捐深表怀疑，甚至认为有人在“破坏整个系统”，需要追究，却连基本情况也未搞清楚，例如登记系统设计有什么问题丶器官移植互助机制有何可疑之处等，便破口大骂。
同样，长者乘车优惠计划由65岁降至60岁，必定吸引更多长者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不少乘客为求方便，短途旅程却搭乘车资较高的长程车，反正车费都是两元，政府因此须付出较多的津贴。其实问题不在于乘客，而在于津贴的规则。一来没有规定公共交通工具必须分段收费，二来津贴额不是按车费的比例计，而是一律两元。政府觉得津贴付多了，首先要检讨现行津贴规则是否出了问题，而不是如特首那样错误指责受惠者滥用优惠计划，因为他们不过依规则行事。
一个特首只须开口“国家安全”，埋口“香港利益”，但可以不着边际丶不讲程序丶不理民意丶不顾实际丶不用问责，而一切政策却可坚持错误到底，正是目中无人因此施政如入无人之境的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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