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叫李××的，有一次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是他"造反"之后，成为"领导同志"），声色俱厉地责骂我，说得到新凤霞的单位"中国评剧院"的通知，是我偷写给凤霞的纸条，被"革命同志"发现了，并把纸条给我看，原来我写的是："我一切都好，你安心改造，听党的话。"（大意如此）那时我已很久没有得到妻子的消息了，大约有几个月我俩不曾见面，我有一次遇见中国评剧院的一位青年演员，我托他带去这张便条。李大声责骂我违犯纪律，越说越气，竟伸手打了我一个耳光！应当说，由于我一向待人好，没有得罪过什么人，所以从来没有结过什么仇，李振玉平时也很和善，与我也一向友好，这次可能是当了"领导"，所以摆一摆"威风"。在一群年青恶棍"造反派"手里受这样的凌辱虐待，我真不知道绑在车上游街示众的四位"高干"心里是什么滋味，他们还能欢呼"毛主席万岁"吗？现在唯独杨老依然健在，他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未来是怎么看？怎么评价？
不能说后来毫无觉悟和改进，不是现在就消失了"万岁"的称呼了吗？但是我想，假如发一个声明公开宣布不该有这个反动封建意识，向人民群众作一次公开的承认错误岂不更好。
以我个人的经历而言，除去以上提到的悲惨非人的受难之外，我在1954年花去我个人全部储蓄买下来的十八间四合院，地段是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协和医院旁边，"文革"一开始便被造反派任意闯进抄家，接着就占据住房，第一个人竟是东城萃华楼饭庄党委姜某，可惜他的名字我忘记了，带着家眷，占用我的房子、家具，用着百炽大灯泡，为所欲为。相反，作为房主人的我的一家却只能吞声受气，后来我听了京剧演员老朋友叶盛兰的话，把我一家还住着的十间南北房换到和平里的两套四间楼房，却在不久之后，又被当地街道一个女干部来说："你们家人口不多"；不该占有四间居室，而抢去中单元的一大间。时间已过去近30年，应该至今还占着吧……难道这样的巧取豪夺能认为中国是个有法制的国家吗？而且据我知道，这位占住我的四合院的萃华楼的党委书记由于今年四合院面临政府拆迁，要求换个大房子，赖着不走，终于赖得了他理想的住宅。这位党委书记拿抢到的我的房子换取高级享受，真是无耻！是骗子，无赖！
写到这里，接到一封南京老朋友戏曲、诗词大家宋词的来信，信末附了一笔曰："友人董健教授所著《田汉传》如实写了反右时，田汉为保全自己而诬您为右派事，忠于历史，可一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去年12月出版的65万字的这本书。这使我忽然想起：这本书自己就有，果然在一个书柜里找到了，是约在一年多以前的"田汉基金委员会"送给我的，由于书太厚太重，田汉这个人我又十分憎恶，所以根本没有看便放在一边了。这本不久前出版的65万字的大书从第788页到790页完整地叙述了田汉移祸于我阴狠毒辣手段的前前后后，使我明白而且证实他和周扬等人一致行动阴谋陷害把我打成右派使他脱身，反而全部由他对我主持三四十次大小的批判斗争会的全部过程。而这一场阴谋陷害，几乎害得我家破人亡，还把一个天才的、得到全国广大观念热爱欢迎的新凤霞凌虐备至，赶下舞台，使病残集于一身，世人都看见这颗明星的殒灭！
感谢宋词介绍我这本董键写的《田汉传》，虽然只占全书将近900页之中的3页，却用文字记下我受害的全过程，他们的阴谋诡计我在此前竟全不知晓。难得年轻的戏剧史家董健掌握了当年的真实史料，并被他记载于史册，我对他深深感激。
也感谢戏曲和诗词家宋词为我提供了这部真实的史籍，宋词的一生也充满了受害的冤苦和凌虐，但他只是一个一切诉之于哀怨的诗人，读他的诗作，我只感到他这般痛苦；横逆之来，他只有悲伤、自怨自艾，和我的痛恨、咒骂，完全走的两条道路；我也感谢他，但更加同情他。一场反右斗争，视知识分子为仇敌，以凌虐知识分子，为最大娱乐和享受；10年文化大革命，制造无数冤假借案，死伤枕籍，真是千千万万。仗势欺人的"四人帮"制造的数不尽的血腥罪行，对人民、对国家欠下多少血债！
至今记得清楚的是毛泽东作宣传工作会议报告的那天我也被通知听会，而且遇见演员石挥坐在一起。毛表现得太虚心、太民主了，听讲的人一个个心情舒畅，动员大家给党提意见是如此谦恭朗爽、胸襟开阔。开完会大家都非常高兴，出门时遇见艾青，我们三人在一家小饭馆兴致勃勃地一起晚餐，都认为未来的中国一片光明，前途不可限量，谁也不能想象，不久发表的"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的"记录"完全作了改变。石挥被打为右派之后，不堪凌辱，只身出走下落不明，一说是死于铁路轨道，一说是跳海自杀。艾青的苦难得到了王震的保护，躲到北大荒保住一条命。
10年过去了，"文革"居然结束了，残破的国家逐渐进入恢复阶段，一切渐渐上了轨道，李振玉分配了正式工作。居然有一天来我家拜访，告诉我，他在文革中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打过我一个"耳光"；必须得到我的原谅，才能工作，这真出乎我的意料，我反而觉得好笑，但我告诉他，文革十年虽然受尽折磨，全家损失不可谓不巨大；但是挨打确是只有这一次，而且记得十分清楚，你那个"耳光"打得是一点力气也没有的，而且我之所以得从这个灾难中完整生还下来，主要的原因还是我经历过"反右"之难；而"文革"的主要对象乃是整"当权派"也。譬如那田汉，我看了《田汉传》知道他的死事之惨，血肉淋漓，就是因为他是"领导"之故，不知他临死之前可回忆到当年为摆脱自己而把我当了他的替罪羊的往事否？
我至今难以忘记的还有我当年的邻居马大妈的一家，马大妈的儿子马小弟当年是我家儿女的同学，在那个人鬼不分的苦难时代，是我们全家的保护神。只要街上有一点风吹草动，立即跑到我家通风报信，多次救我于危难之顷，或者把我掩藏在他家里，救我的次数我今天已经记不清了，至今一别有几十年了，我终生忘不了马家的恩情。
我家的灾难，完全起源于当年的划为"右派"，我的几个弟妹受了牵连，现在回想都是离奇古怪不可思议的：譬如五妹远遣福建，七妹远戍云南，八妹毕业于外交学院，她的同班同学后来都做了大使，代办等等的外交官，她却远在内蒙古默默无闻。六弟在苏联留学被抽调归国，狠狠进行批判改造，经再三考核才得过关等等。幸而我家弟妹，以及下一代的年青人都能争气，奋发。半个世纪过去了，都能挣扎求生，一个个都作出各自的成绩。但总的说来，这个曾作为"右派"的大哥对每个弟妹后辈都欠了一笔冤枉债。
至于国家、民族的灾难，加给一切受害者的生命财产的损失，这历史的孽债，是不是会像哲人所说的，由"社会的进步"来补偿呢！？
（补注：1995年10月8日出版的"人民政协报"第四版载有《20万件文物回归记》一文，其中有一个三百位捐献者中的30人名单，第一人即我父吴景洲先生，并有"捐献的都是一级品文物……"的说明。又于1995年由紫金城出版社出版《吴景洲捐献文物图集》一册，为至今的捐献者唯一的一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