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逝世。以下是黄永玉其中一次画展后时我在“壹周刊”写他老人家的一篇文章。我没有留下，感谢这位叫做Kevin的有心人，在他的博客中留下了。
黄老在北京万荷堂坐享满室夕阳。他儿子黄黑蛮将文章转给他。他看了，即刻画了一幅画叫黑蛮送给我。
最后一次见到黄永玉在香港，我只记得那次他带着惯常的画家帽，穿一件黄色的外衣，手持烟斗，色彩比当夜东道主的查先生亮丽。他忆述一九五〇年住在香港荔枝角的“狗爬径”（九华径）岁月，如何在思豪酒店办了一场画展之后不久，做回到了大陆。
他从来没有说的是，在他的画展开幕礼那天，有报纸来采访，左派的娱乐杂志“长城画报”也派来了一个摄影师。这个摄影师在场没有人留意他，但是在不经意之间，这位在会场擦身而过闲角也改变了他的好朋友的命运。
一九五二年，他北上大陆，即迎来一场血光黑劫。四十年后重来，百岁后他真的走了。花影笑语，在大光中最终都化作了一片尘埃。
日永蓝田玉生烟
简单：因为中国画已经开到荼。一九七九年大陆开始“改革开放”，那时刚“解放”出来的一批老画家如李可染、关山月、吴作人、黄胄，转眼间都死光了。民国时代的画家，只剩下一个程十发，长期躺在上海的医院，上周亦不幸物故。中国画经历十年文革的摧残，七八十年代老画家复出，歌颂了一会活捉四人帮的华国锋和叶剑英。只是回光反照，二十年过去，物谢人非，中国画很快后继无人。
黄永玉变成民国时代仅存的国画传人。一九二五年生，一九五二年他还住在九龙荔枝角的九华径，在一家左派报馆工作，莫名其妙地就北上大陆，从此展开了一生不一样的一页。
黄永玉如果没有回大陆，下半生会不会改写？假设的问题没有确切的答案。然而，黄永玉的画风与其人性格之豪旷奔放，他是湖南凤凰人，凤凰这个村镇又是少数民族一片广阔的洞天福地，如果留在香港，绝不能成为今日的黄永玉。
因为南来香港的岭南派一支，由赵少昂始，至杨善深终，岭南派是中国画的莫奈和罗诺瓦，而黄永玉则是中国画的梵高。
此话怎讲？因为中国画若功夫上乘，笔墨之间，可以体现画家的人格。例如，看齐白石画的虾蟹，用笔简练，画风清，虽然意境高远，但从画里也看得出齐白石是一个孤寒鬼，因为他的笔墨非常的经济（ Economical），用色淡素。这也难怪，从清末过来的人饱经战争和饥荒，以生存为首本。像徐悲鸿的马，骨格雄浑，意境悲壮，简直是杜甫忧患精神的隔世传人。徐悲鸿的油画像“田横五百士”，看来令人沉重，战火国魂都凝结在画面之上。看徐悲鸿的画，就可以看见画外的艺术家一张愁眉苦脸的表情，紧锁的眉头，从来没有开展过，不若黄画，每一幅都是笑容。
因为中国画表现的不但是意境，更重要的是境外的人文精神。留白处的画意，有时比笔墨的具象之间更值得研究。看中国画要看他没有画什么，不止看他画了什么。中国画就是英文所讲的 Understatement。中国知识分子自秦始皇之后，叫帝王暴政压迫得呼吸困难，他们要在山水方寸之间抒发胸襟，画如其人，是欣赏中国画的基本态度。
西洋画就不一样了。比起中国画的“有我”之境，西洋画的经典多是“无我”的表现。例如看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和壁画，观众可以忘记画家的存在，天工的无形圣手指引观众的目光奔向天堂。达芬奇的“蒙罗丽莎的微笑”，达芬奇的性格是倔强还是洒脱，是关怀民间疾苦，还是想巴结王室权贵，哪里看得出？后世观众只像魔幻般吸进蒙罗丽莎的微笑漩涡里，从此走不出来。
就像莎士比亚的喜剧一样。读莎剧，观众只会为三十七个剧本里的人物情节所感动，完全不必了解作者莎士比亚的道德立场。莎士比亚身世是一个千古之谜，但不要紧，正如钱锺书说：母鸡生了一个蛋，鸡蛋很好吃，何必要找那一只母鸡看一看？
此所以西洋画中的梵高是五百年的奇才。看同期的印象派大师如莫奈和罗诺瓦，他们的浴女和睡莲，都是“无我”的自然礼赞。但梵高的向日葵和麦田星空，却绝对是“有我”的悲吟狂歌。在印象派中，无论第一级的莫奈和雷诺阿，还是二流的西斯里和毕沙罗，观众看不到画家的人格和性情。但不要紧，一百多年前这批艺术的先驱率先解放了阳光的色彩，就像竹林七贤，他们的艺术共业，本身就是一个整体的革命人格。
从梵高开始，西洋画的人格就逐渐突出了。马蒂斯和毕加索，都走这条路。中国画千年以来，画家的人文性格都在画上，读其画不可不知其人，只不过文人性格软弱，多半战战兢兢，佯作道家看破世情之状，像石涛和八大山人，始终是菩萨低眉的澹泊，黄公手笔别有金刚怒目的豪旷，这就是黄永玉身为中国画家的革命处。
他以墨为色，更以色作墨。刚好凤凰镇的自然景色投合了黄永玉拥抱色彩的狂狷。德国大文豪歌德，在二百多年前就指出：对色彩敏感的民族，多半是聚居在近赤道的地方，以欧洲为例，是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和法国，他们天生爱享乐，有赤子之心。相反在欧洲北部如普鲁士、英国、瑞典，由于气候阴寒，国民对色彩的欲望不强烈。因此南欧盛产艺术家，北欧是哲学家的天堂。
看非洲人的服装：黝黑的皮肤，穿上大红大绿，配搭鲜艳天成。反之皮肤苍白的德国人和丹麦人穿一套深素的西装，咬一口烟斗，往炉边一坐，就写得出巴哈的音乐和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
地理和气候造就艺术家的性情。湖南人嗜辣，凤凰镇的田园色彩丰富，造化锺秀，孕育了这样的画家。黄永玉是色彩大师，喜爱色彩的人，在文化大革命的逆境中会仰天打个哈哈，不必。最后毛泽东和江青化为尘土，黄永玉的风景却变为骄阳和晨星。
黄永玉之幸，正是中国画之不幸，因为令人难以想像一个“后黄永玉时代”到底是什么样？正如金庸把武侠小说写绝了，后来者如何超越，实在难以想像。
中国画今天丧失了人格，看今日满坑满谷的商艺匠品，有哪一幅看得出画家的孤僻和清高？身为中国人，寄生这个时代，湘粤之间，黄永玉和杨善深的画，南北花开两朵，浓妆淡抹，各艳一枝，在这个时候却有如黄昏夕阳，是中国文化日落之前最后的灿烂。站在黄永玉的作品面前，古人行迹渐杳，后无来者，令人身处阴阳界上，苍茫涕下，地球村里看永玉，日暖蓝田，只见最后一缕渺渺青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