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有一宗财经新闻未必在社会引起好大回响，但实际影响却非比寻常，甚至象征过去几十年支撑金融中心的基石——审慎独立的财金监管政策，已经被彻底推倒。说的是金融管理局为加快本港发展成加密货币交易中心，居然罕见对三大发钞银行施压，要求接受加密货币交易所作为客户，甚至鼓励银行“不要害怕”。虚拟资产平台在外国已经接连倒闭，香港却反其道而行“中门大开”吸引加密货币交易中心由新加坡转至香港落户，看来财金部门已经逐步放弃专业管理，改为以政治先行。
去年底香港正努力在疫情之后加快复常，财金当局做了一个非比寻常的举动：在全球各国收紧监管虚拟资产之际，特区政府发布了一个虚拟资产“政策宣言”——推动加密货币行业的发展，并吸引更多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和相关公司来到这个亚洲金融中心，更无视风险向全港散户开放容许参与虚拟货币交易。
结果一些进取的中资银行率先网罗加密货币公司成为新客户，其中包括中资的交通银行及虚拟银行众安银行在今年初已与加密货币公司HashKey Group合作，为比特币、以太币和泰达币的交易提供便利，这两家中资银行并为加密货币企业开设存款账户，可用于支持日常运营，如向员工支付工资，以此达成将香港推进成为数字资产中心的愿景。
不过并非所有银行都会如此进取，特别是面对美国证交会在去年FTX爆煲后，正以狂风扫落叶式的打击加密货币行业，传统银行明显表现较为保守，应该说是大部分银行均不愿意冒上这个风险，始终银行家的天性就是要审慎经营，特别是过去几年银行界面对洗钱的指控及天价罚款，早已明白过分进取会面对沉重代价。
不过荒谬的是，银行界谨慎的取态却惹怒了急于求成的特区政府财金官员，甚至作出了史无前例的进取行动。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三位知情人士表示，在上个月的一次会议上，金融管理局向汇丰、渣打及中银香港三大发钞银行施压，要求它们接受加密货币交易所作为客户。
报道指，金管局早在4月27日致银行的一封信中已表明，对潜在客户的尽职调查不应“造成不应有的负担”，尤其是“对于那些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以在这里寻找机会的人”。
一位知情人士则表示，金管局鼓励银行“不要害怕”，并表示传统的银行思维方式存在阻力，当局亦看到传统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对此“有些抵触”。银行亦毋须对持有证监会牌照的虚拟资产供应商，提出额外客户尽职调查要求。
报道提到，银行不愿接受交易平台开户申请，主要是担心若平台被用于洗钱或其他非法活动，该银行可能会被起诉。有银行表明，银行一方面希望促进行业发展以配合港府政策，另方面忧虑需要在反洗钱或“了解你的客户”（KYC）问题上承担责任，陷入左右为难的局面。
金管局未有否认报道，反而为了减低外界的批评声音，向部分报章尝试“放风”，称当局的立场并非要求银行来者不拒，而是应作风险评估，即不应仅因申请人的行业而“一刀切”拒绝开户。
现实是外国政府正在加强对虚拟资产相关监管，美国证交会在FTX倒闭后，加上以加密货币为主要客户的硅谷银行倒闭被接管，之后已起诉大型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币安（Binance）和Coinbase。有加密货币平台创办人表示，自从去年FTX爆煲后，环球监管机构开始加强检视虚拟资产，美国和新加坡正在进一步收紧监管，而香港却反其道而行，对加密货币平台“中门大开”，甚至当强迫本地银行要参与这个“疯狂派对”，结果当然是“引狼入室”，据币圈界消息透露，目前已有逾百间企业正就申请香港的虚拟资产服务供应商牌照作出查询。
根据官方最新数据，来自中国大陆、欧洲、加拿大和新加坡的20多家加密货币和区块链公司已向港府表示计划在香港设立机构，另有80多家公司表示有兴趣这样做。
在香港对这些虚拟货币平台打开欢迎大门之际，比香港更早引入这些平台的新加坡，近年却不断收紧监管，先是严禁对一般散户进行广告推销，之后在当地主权基金新加坡投资公司因投资FTX失利而被政府高层公开批评后，对虚拟货币平台的监管愈来愈严格，结果更多相关公司由新加坡转移落户到香港。
其中为金融机构和加密货币公司提供估值和风险管理数据的Kaiko已从新加坡迁至香港；总部设在迪拜的加密货币交易所Bybit表示，正致力于在香港建立其亚洲核心业务，正计划在香港申请牌照；一家成立于上海的加密货币投资基金 LD Capital正准备在今年将总部由新加坡迁往香港；数字资产管理公司Metalpha在去年年底取消了在新加坡设立总部的计划，转而选择在香港设立总部。
香港的金融监管机构在2019年后的“新·香港”形势下，最初大致仍维持审慎的监管职能，不过随着去年李家超担任行政长官后，新一届政府对推动“金融服务国家”似乎有了新的任务，金管局今次居然由一个监管者摇身一变成为推动高风险投机活动的鼓吹者，鼓励银行“不要害怕”，甚至向传统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施予压力，要接受加密货币交易所作为客户，这在昔日“居安思危”的监管机构中，可以说是“匪异所思”，只能说“新·香港”应验了《信报》创办人林行止搁笔前在专栏提到当前的政治环境下，香港金融界“为大陆政策牵动，自不可免”，更可悲是监管机构职能已经“受政治干预专业运作”，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似乎已很难再像林行止寄望的“能行稳致远、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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