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梁实秋故居“雅舍”定期开放，免费提供民众参观。（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提供）
被中共独裁者毛泽东点名批判的民国大师，个个都是对共产党有深刻洞见的智者。1949年被毛点名的胡适、傅斯年、钱穆是如此，1942年被毛点名的梁实秋也是如此。
民国大师
梁实秋，1903年，出生于北京，原名梁治华，字实秋，是中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华人世界研究莎士比亚最著名的权威。
1915年夏，梁实秋考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即今清华大学之前身）；1923年8月赴美留学，先入科罗拉多大学学习，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获哲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曾任教于东南大学、青岛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
1949年5月，中共即将在大陆颠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迁往台湾之际，梁实秋作出了与当时绝大多数民国学人不同的选择——移居台湾，先后任国立编译馆馆长、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长等。
梁实秋一生给中国文坛留下2000多万字的著作。
他的散文集《雅舍小品》，发行50多版，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他独自一人、历时37年，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包括37部戏剧，3部诗集。他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词典》，可能是至今收词最全的英汉大词典。
1987年11月3日，梁实秋在台北病逝。
对共产党的洞见
梁实秋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新月》，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创办的《自由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过《我为什么不赞成共产党》等文章，直言不讳谈了他对共产党的看法。
他明确表示：“我一向不赞成共产党和共产党主义”，理由如下：
第一，共产党信奉阶级斗争。
“我最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对于民族精神的蔑视。共产党的理论，重视阶级而不重视民族。他们的革命的策略是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国内的一个单纯革命党，它是听命于第三国际的，它是世界革命的一环，它是为阶级斗争。”
第二，共产党仇视私有资产。
“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的对于私有资产的仇视。我自己不是资本家，我也不依靠资本家维持生活，并且对于一般资本家大地主之剥削民众，我也深恶痛绝，但是对于私有资产这个制度，我仍是拥护的。我至今还以为私有资产制度不应废止；而资产之应加以限制，贫民之应加以救济，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们要的是公平，不是平均。共产党所采取的是报复手段，要造成恐惧，这是我所不能赞成的。”
第三，共产党反对民主手段。
“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他们的反民主手段。在政治方面，他们是要一党专政的；在思想方面，他们也是要排斥异己，定于一尊。此种不容忍的态度，与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驰。”
“政治上最不公道的是一党专政”。“议会制度，也许是不能成为最有效率的政治制度，但民主的精神，即服从多数意见，尊重少数人之权利，最大量之个人自由，公开讨论的风气等，是任何国家所不可少的。只有民主的国家里，才有个人自由之可言。民主精神是人类几千年来付了很大代价才获得的一点智慧，凡反民主的姿势，都是开倒车。”
第四，共产党压制思想自由。
“俄国（共产党）的压迫思想比起无论哪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都严酷，布尔什维克强迫着名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从马克思的观察点’来教美学，美学上的节奏学说如何能与马克思主义发生关系，他实在没有法子办，但是为了免于饿死，他也只好尽力地去发现那种莫须有的关系。”
第五，共产党把文学当“武器”。
“（共产党）把文学当作‘武器’！这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把文学当做宣传品，当做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这与文学本身无害的，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
第六，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卑下。
“‘文艺’而可以有‘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名辞上的矛盾。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的根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艺的清一色。无论谈到什么，总忘不了‘阶级’，总忘不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方面，其优劣所在，自然还值得讨论，可是共产党人把这理论的公式硬加在文艺的领域上，如何能不牵强？”
梁实秋上述对共产党的看法，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是先见之明。
毛泽东拒见梁实秋
1940年1月，梁实秋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身份，参加了“华北慰劳视察团”。该团原计划抵达西安后访问延安，但毛泽东回电说，我们不欢迎梁实秋。视察团遂取消延安之行。
毛为何拒见梁实秋？除梁实秋的上述“反共”言论之外，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梁实秋曾跟亲中共的鲁迅进行过论战。
上世纪30年代，中共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地下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旗手”就是鲁迅。
梁实秋与鲁迅打过一些笔战。比如，他认为文学的主题是人生与人性，文学没有阶级性；鲁迅坚持认为，文学有阶级性，“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
梁实秋写文章反驳鲁迅，其中写道：“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我是不干的，到报馆门前敲碎一两块值五六百元的大块玻璃，我也是不干的”，“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我也是不干的。”
“武装保卫苏联”是中共的口号，自然也是“左联”的口号；中共是靠苏共的钱成立并维持的，“左联”也是苏共资助建立的；砸玻璃的事，可能是“左联”的人所为。梁文提到的这三件事，把鲁迅气得够呛。
1930月5月1日，鲁迅在《萌芽月刊》上发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痛骂梁实秋。从此，鲁迅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成了中共长期贴在梁实秋身上的标签。
二是中共领导的左翼作家曾对梁实秋所谓的“与抗战无关”论进行过猛烈批判。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实秋辗转到了重庆，应朋友之邀，负责《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的编辑。在《编者的话》中，他写道：
“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梁文一出，立即在中共领导的左翼作家中炸了锅。一些人根本不管他“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这句话，而抓住“与抗战无关”这几个字，大做文章，对他口诛笔伐，穷追猛打。
毛泽东点名批判梁实秋
1942年，毛在中共官员中大搞延安整风，目的是，打倒毛的对手，建立毛的绝对权威，建立毛思想的绝对权威。
在此过程中，毛把中共文艺界的思想统一到毛思想上，也放到了重要位置。
这年5月，毛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听党的话，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服务，为政治服务。
毛在讲话中，将梁实秋作为“资产阶级文艺的代表人物”点名批判。他说：“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伙人，他们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
1953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收入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对梁实秋的注释是：“梁实秋是反革命的国家社会党的党员。他在长时期中宣传美国反动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坚持反对革命，咒骂革命文艺。”
因为毛的点名批判，加这条注释，1949年中共当政后，直到上世纪80年，梁实秋在中共眼里，一直是一个“反动文人”。
梁实秋为何能洞察共产党？
这与他的经历有直接关系。他早年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养成“温、良、恭、俭、让”的风度；后来又留学美国，推崇白璧德倡导的人文主义精神，又养成了一副沐浴着欧风美雨的绅士风度。
梁实秋从小受到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一个有很深中国文化情结的人。
他从美国求学归来立即用起了毛笔，只有写英文时才用钢笔。在家里，他和家人、儿女不说英语，而是讲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他的着装也很中国化，总是穿那种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上课时，口操英语，衣着却是长袍马褂。
他经常表白自己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一个纯粹的中国人，大概就是儒道释三教合流的结晶。”
中共骨子里却是反传统的。
梁实秋的父亲梁咸熙，是京师同文馆英文班第一届学生。梁实秋在孩提时代，就接触到西方文化。14岁考入清华学堂，受了8年西式教育。之后又留学美国3年，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
他主张：“思想是独立的；随着潮流摇旗呐喊，那不是有思想的人，那是盲从的愚人。有思想只对自己的理智负责，换言之，就是只对真理负责；所以武力可以杀害，刑法可以惩罚，金钱可以诱惑，但是却不能掠夺一个人的思想。别种自由可以被恶势力所剥夺净尽，惟有思想自由是永远光芒万丈的。”
“一个暴君可以用武力和金钱使得有思想的人不能发表他的思想，封书铺，封报馆，检查信件，甚而至于加以“反动”的罪名，枪毙，杀头，夷九族！但是他的思想本身是无法可以扑灭，并且愈遭阻碍将来流传的愈快愈远。”
梁实秋受到的教育，所接触的师友，经历的磨难等，都促使他偏爱“秩序、稳健、理性”，反对“偏激、冲动、非理智”。
共产党的理论是极端的，言行不是极左就是极右。
结语
梁实秋正因为很早就对共产党有深刻认识，在1949年那个人生与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他没有被中共即将夺取政权的表象所迷惑，而是冷静地选择了去台湾。
这一选择，使他躲过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迫害，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家庭幸福，生活美满，福寿双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