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法》实施迈入第四年之际，港共政权大动作通辑八名流亡海外人士，当中包括袁弓夷、郭荣铿、许智峯、罗冠聪等人。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指控八名流亡人士“干犯严重国家安全罪”，鼓吹“制裁或恐吓香港官员”，指明要“制裁香港法官或检控人员”，并“为外国出谋献策，打击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其实以上的都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即使流亡人士游说美国国会或拜登政府，这些充其量都只是游说行为，而且即使美国因此制裁香港法官或检控人员又怎么可能会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美国制裁那么多中国及香港官员，中国也作出对等反制，所以美中在互相制裁彼此官员或议员时都是在危害对方的国家安全？
比较令人惊讶的是警方悬赏每人高达100万港币通缉他们，有评论指出，这种金额比杀人犯的价码还要高。目前通辑令对这些被通缉人士的实际影响有限，但其自由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至少他们不能去跟中国有引渡协议的地方，中共也有可能以他们乃通辑犯为由要求社交平台停权，限制他们发声。说到底，习总书记不过就是容不下一丁点的反对声音。
除了大家熟悉的原民主派参政者如许智峯、罗冠聪及郭荣铿外，值得一提的是年迈的袁弓夷，作为一名企业家，他自愿流亡，并倡议成立海外的香港议会，他的媳妇是亲中派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容海恩。可惜的是，基于种种原因，海外香港议会并没有得到其他流亡人士支持。大家都陷于单打独斗的状况之中，相对于三十多年前“六四”屠城后流亡海外的中国民主人士，香港流亡人士更为特立独行，或许个中原因甚多。
客观而言，目前形势比人强，港共政权借由武汉肺炎将香港反抗力量瓦解后，从政党、媒体到NGO，几乎所有反对行动都消失，所有香港内的反对声音都失声了，能抓起来关的都关起来了。中共最怕组织，那怕你是数以千万学员计的法轮功，还是只有一个发言人主持的香港民族党，只要是政治组织，就代表有人有系统地要“颠覆国家”，故而必须被消灭。港人在海外目前大多只会组成互助组织而非政治组织。如今即使不能搞出什么“反动”组织的港人都被认定为罪大恶极的犯人，可以说是违反比例原则。
为何港府会做出贻笑国际的举措？此等做法当然是配合中央反制西方的一环。你们制裁咱们，咱们就找建议制裁的家伙报复。不过，西方国家除了表达关注外也大多无能为力，美国国务院公开谴责香港警方国安处悬赏通缉八名身处海外的人士，将“开创危险先例”，“威胁到世界各地人士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确如是，《国安法》包山包海之外，更可以用来起诉域外人士，如果“恶贯满盈”的前港督彭定康到香港，按照目前通辑流亡人士的标准，国安处必须把他拘捕及起诉。
西方媒体工作者尤其是身处香港的外媒工作者风险大增，人人自危。英国方面，外交大臣祈湛明批评香港警方的决定，认为这是“中国域外法律威权影响力的又一例证”，英方“不会容忍中国对在英国和海外的个人进行恐吓和压制，绝对会一直捍卫言论自由”。美、英两国靠咀巴讲讲，对中共及港府而言是意料中事，也没什么大不了。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