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经济信心低迷情况属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罕见，结构上正进入“资产负债表衰退”：民间投资减少、企业去杠杆及居民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但外界寄予厚望的中央“救市大招”已变成伪命题，三分一地方政府财政连偿付利息亦出现困难，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今年第一季更大跌八成。外界已将经济困局矛头直指向习近平，形容对内外企业的施压正熄灭中国的经济引擎。
两个月前内地公布4月通胀数据，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回落0.1%之际，我已提出步入通缩初阶，但当时观察外界未有类似共识。果不然随着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按年为零，创2021年2月以来最小涨幅，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按年下滑5.4%，为七年半以来最大降幅，外界此时才形成共识，相信内地真的开始步入通缩周期。
物价回落同时，经济很多环节亦面对深度收缩，最明显莫过于对外贸易：6月中国商品出口总值同比下降12.4%，创3年最大降幅，且超过市场预期的下滑10%，较5月跌幅扩大4.9个百分点。
彭博称，中国6月出口下滑反映出口需求弱势加剧，进口下跌则显示国内需求同样不济，全球经济正在转弱，将不能为中国经济复苏带来太多支持。
疫后内地经济动未有出现外界预期的“报复性反弹”，自第二季起更显著失速，只是从第二季踏进第三季，各界翘首以待的“大招”迟迟未至，令市场渐失耐性。在这期间，多个部委都有推出意图振兴经济举措，包括降低市场利率、延长新能源购置税、以及加大力度为房企提供融资。
但至今为止，这些举措一来力度有限，二来流于零散，正如不少论者提到，目前中国经济信心低迷情况属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罕见，故此各界期望当局“放大招”扭转局面；所谓“大招”既要够大、又要够全面，同时须具有统一性，方可达至“组合拳”的震撼疗法效果。
实际上官方迟迟“未放大招”，我认为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一方面不论中国内外均已形成主流看法，对所谓救市日益感到失望，对中国经济短期及长远前景皆感到悲观，更重要是要一举化解地方债、楼市疲弱、消费不足、信心低迷等问题，根本中国经济结构本身面临巨大制肘，中国正进入所谓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即大多数公司忙于最小化债务和修复资产负债表，而不是追求最大化利润；家庭面对前景不明朗，就用新的收入偿还房贷、同时增加银行积蓄减少消费，结果是企业投资减少，经济失速，青年失业率上升。
民间“资产负债表”收缩，按传统经济学，单靠货币政策例如减息降准已经不能收效，必须依赖中央加大力度推出财政政策，才有机会透过“需求侧”推动经济重新恢复增长动力，情况一如2008年金融海啸后，事任总理温家宝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推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总规模高达4万亿元人民币，不单为中国甚至在全球形成震荡疗法。
尽管这“4万亿元救市大计”有很多后遗症，包括造成过度投资、杠杆高企，但至少在当时达到预期效果。观乎现在的市场情绪，很多人都期望新一轮“救市大招”起码拍得住“4万亿元救市”的震撼力，可是恐怕期望愈大，失望愈大。
特别是经过三年抗疫以及习近平本人推动的“共同富裕”，已经令到中国经济伤入筋骨，更重要是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根本再没有空间像2008年一样施展大招拯救经济。
按评级机构标普的计算显示，鉴于去年中国的未偿债务超过收入的120%，三分之二的地方政府现在有可能突破的债务门槛警戒线。根据纽约研究机构荣鼎集团的调查，中国约有三分之一的主要城市甚至连仅仅偿付债务的利息都面临困难。
地方政府“缺水”，后遗症已经涌现：城市将不得不继续削减开支、推迟投资或采取其他行动来应对债权人讨债，中国南方大城市深圳的教师们在社交媒体上抱怨奖金被大幅削减；最近几周，武汉、大连和广州等城市爆发了针对公共医疗体制改革的抗议活动。改革包括削减医保权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政府财政紧张所致。
这意味着当地居民，尤其是公务员，可能会面临更多的降薪和服务减少情况，并发现推动增长和就业的基础设施投资出现减少。
对内已经几乎无计可施，中国对外吸收投资更几陷于停顿。尽管有不少西方巨企如苹果公司或LVMH高层访华，但《华尔街日报》近日一篇文章将经济收缩矛头直指向习近平，形容他对外企的施压“熄灭了中国的经济引擎”。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降至200亿美元，去年第一季度则为1,000亿美元，即是一年间大跌八成。股市方面，投资者已连续10周从中国股票基金中净撤资，其中在截至上周三（12日）的一周里净撤资约4.65亿美元，创下去年12月以来最大单周资金流出，高盛更预计，今年中国的资金流出额将抵消投资流入额，对一个在过去40年资金流入一直多于流出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变化。
今年以来，中国有关部门正在利用新修订的《反间谍法》调查在中国为西方公司服务的尽职调查行业，中国公安于3月对贝恩公司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问话，有关部门之后拘留了Mintz Group北京办事处的当地员工，并在中国几个城市高调突击搜查了网络咨询供应商凯盛融英的办公室。贝恩公司是凯盛融英在中国最大的客户之一。
这一系列的搜捕行动已经吓怕了外资，而中方似乎亦意识这种“战狼”作风引起了反效果。贝恩公司称，上海市静安区委书记于勇最近“登门”走访了该公司在上海的办公室，此举似乎是为了缓解在华外国企业加剧的担忧。
巧合的是在同一时间，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平台企业座谈会，出席科技企业包括美团、小红书、阿里云、抖音、拼多多及京东代表，李强会上强调要及时了解平台企业困难和诉求，又赞平台经济作用突显有可为，反映出发出松绑讯号，消息刺激中港股市连日反弹急升。
中央对外资及平台企业此时释出“善意”，显然是意识到当前问题严重，但这种关系修补似乎显得非常无力：对外，中国与西方的地缘政治风险有增无减，外企对是否再重返中国市场仍然举旗不定；对内，习近平近两年大力打击“资本无序扩张”，如今官方即使态度回暖，但统计在香港上市的五大科网龙头于过去两年多市值缩水约8.6万亿港元，令科企要减少新业务投资，未来不太可能回到以往急速扩张的状态。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不论外资或科企对中央的“善意”均抱怀疑态度，恐怕最终亦不得“诿过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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