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阎明复代表中共党内改革派，积极参与了同民主党派、非党人士、编辑记者、知识分子和同学们的对话沟通。这是一场试图用社会协商对话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大规模实验。实验虽然失败了，但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味和令人反思的东西，检讨其失败原因，对未来的可能成功，应有借鉴作用。
对话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内高层对对话的看法南辕北辙。邓小平与胡耀邦和赵紫阳对用社会协商解决社会冲突的看法历来不一致。当社会发生重大冲突时，党内保守派主张用“硬”的手段应对，而党内开明派则主张用对话回应。1986年年底，中国二十多个城市爆发学潮，胡耀邦一方面反对用镇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派出中共官员与学生对话，试图通过改革来回应学生的要求。邓小平因此而指责胡太软弱，认为学潮的爆发既是自由化知识分子煽动的结果，更是胡耀邦纵容的结果，胡耀邦应该为学潮负责。于是，胡耀邦于1987年1月被迫做了违心检讨并下台。
1989年学运期间，党内高层对对话的博弈重蹈覆辙。赵紫阳及其党内改革派希望用协商和对话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但邓小平不相信用协商和对话可以解决社会冲突。邓认为接受学生对话就是鼓励他们挑战共产党的权威，所以他说，“他们就是想搞垮我们，我们退一步他们就进一步。”他认为，89学运是由反动派一手策划的“动乱”，必须用“硬”的手段应对。于是，他在5月20日下令戒严，继而在6月4日大开杀戒。而李鹏虽然于5月18日与学生在人大会堂进行了对话，但那是一场徒有其名、装模做样的对话。对学生提出的正式退回“四二六社论”的内容、并且将学生运动定调“爱国民主运动”的建议，李鹏断然拒绝。
对话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内开明派的政治力量不敌党内保守派。党内以胡耀邦和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在许多问题上与党内保守派进行过来来回回地较量，较量的结果，通常要看邓小平站在哪一边。在经济改革问题上，如果邓小平站在胡赵一边，胡赵通常会胜，但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邓小平与保守派一起，改革派通常会输。1986年12月底，邓小平和中共保守派高层人物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杨尚昆，都认为胡耀邦姑息的86年学潮对共产党执政构成危险挑战，故一起扳倒了胡耀邦。胡耀邦下台，是中共保守派的一大胜利，也是改革派的一大挫败。
89民运期间，邓小平再次联手党内重量级保守派人物，对支持对话的开明派实行绞杀。运动初期，中共高层对于如何处理骚乱犹豫不决，出现了分歧。赵紫阳及其盟友倾向于以相对缓和的方式回应学生的要求，而一大批党内保守派则主张用强硬的方式回应学生的要求。他们批评赵紫阳对学生的要求不断让步的处理方针，赞成邓小平关于戒严和镇压的强硬决定。他们认为，赵紫阳于5月4日发表的和解谈话使得学生不再惧怕中国政府。以邓小平及李鹏为首的强硬派决定以武力解决示威，陈云、杨尚昆和李先念等多位保守派亦支持出兵。
邓小平在六四后说，“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它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坚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邓小平的话披露了党内保守派对他的支持和他之所以敢于大开杀戒的原因。六四之后，赵紫阳被软禁，党内支持对话和支持赵紫阳的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解决社会冲突的开明派被迫检讨，并受到降级处理。阎明复被连降三级，胡启立被剥夺其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芮杏文被剥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身份、鲍彤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中共党内改革派几乎全盘皆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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