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习近平已经将中国领回“政治上的延安”，在文学艺术上，中共本来就有一个“延安”，还出了不少好作家好诗人，但是从江胡到习近平，能出产的好文字只剩下顺口溜了，所以中国文学也应当“流亡”到海外来了，是不是如此？便是我这个脸书帖子要讨论的话题。】
我读张爱玲传记，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是一九五五年底她甫抵纽约，一日胡适到她寄住的救世军女子宿舍来探访，张爱玲后来写成《忆胡适之》一文，内中写道：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蒙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我的惊讶，不止在写尽十里洋场脂粉气的这位“海派祖师奶奶”，笔下竟也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这样大气的文字，还在于当年她是以难民身份从香港申请来美国的，也就是说，一直被视为抗战十年躲在上海孤岛摹写痴男怨女、凄凉喧嚣的张爱玲，后来是一个躲避共产制度的政治难民，只是张传的作者们，彷佛有默契地不去声张这一点，好像它有损于张爱玲隆重的身后盛名。其实张爱玲的小说，和她的沦陷区经历，以四九后中共的逻辑来看，无疑是有政治嫌疑的。
一、“逃离沉船”与恐惧的异化
实际上，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从中共统治下逃逸到西方国家寻求政治庇护的人数，历来居世界第一。早在文革前后，就有上百万人冒死偷渡，到香港寻求英国人的庇护，是标准的政治难民，这些人后来成为香港社会的中坚，也不少人偷渡时就被边防军警射杀。音乐家马思聪的出逃，并在美国寻得庇护，也在这其间。一九五九年西藏事件爆发，达赖喇嘛率信徒逃至印度寻得庇护，则是举世震惊的大事件。
一九八九年“六四”逃亡大潮之后，美国移民局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自一九九六至二○○二年的政治庇护案件，无论申请人数还是批准人数，中国都名列第一，而且从一九九九年起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即江泽民政权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这期间也有少量异议分子、西藏人士、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等走上庇护道路。
不过，中国人在美国申请庇护的政治原因明显扩大，如计划生育政策、因强迫拆迁、圈地而逼向海外的申请者，不少人也获得了批准，甚至携款外逃的中共各层贪官，也以回国将被“迫害”（清查）而申请政治庇护。经由偷渡管道来海外的打工者，伪造被迫害材料申请政治庇护，一时成风。
记得八九六四之前我写《河殇》时，曾经受到社会上一种恐惧心理氛围的刺激，我称之为“逃离沉船”的集体潜意识——躁动的一九八八年是个“龙年”，人们抢购商店里的四种罐头：苹果、鹌鹑蛋、桃、梨（“平安逃离”），那大概就是中国逃亡潮和避难潮之滥觞，由后来的六四屠杀和法轮功迫害两大事件而演化成真，也对国际社会殃及鱼池，产生诸多中西理念冲突，涉及文化、社会、政治各领域，政治庇护也是其一。
二、中国没有“庇护所”概念
无疑，中国是一个“高迫害类型”国家，六十年里“大饥荒”和文革两次灾难中死掉的人，粗略的估计就有三、四千万之巨，说它是“人间地狱”毫不过分。所以，中国人投奔怒海、背井离乡，以“恐惧”为理由“桴海避秦”于西方，是再自然不过的一种人性选择。但是别忘了，中国有十二亿人，这么一个人口大国兴起出国潮、流亡潮、避难潮，对于人稀而富庶的西方（欧美）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但这还在其次，中国人往西方的逃亡，搅乱了他们那里的“庇护法理”，则是更要害的。
Asylum这个英文字的原初意思，是庇护、避难所、精神病院，后来才转化出“政治避难”的意思。十八世纪的欧洲，一向指“疯癫”为兽性、残酷，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出现“收容”精神病患者的法律安排，并作研究和治疗，最初称为“疯人院”（Bedlam）。世界上第一座精神病院，是伦敦南郊的贝休恩（中国也译作“白求恩”）皇家医院。所以，“疯癫庇护”扩展为“政治庇护”，照我的理解，依然具有人道收容的含义──没有一个正常人愿意假装疯子被送进“疯人院”。
庇护原理由“疯癫”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无疑是人道主义在西方的一种提升，但是，对于既无“庇护所”概念，也缺乏人道精神的现代中国人来说，这一切都变成一个有利可图的机会了，这或许也可算作文革之后中国人的“改革开放”思路之一。但是，以“恐惧”为理由的图谋，就把问题变得很复杂：即使你提供的证据是假的，谁又能判断你的“恐惧”的真假呢？况且，在靠“恐怖平衡”所维持的一个专制国度里，谁又是不“恐惧”的呢？于是，“庇护”又从政治领域退回到“精神”领域、甚至道德领域——最后只剩下一个诚实的问题，而这是整个西方系统对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失去判断的地方。相比之下，来自美国后院拉丁美洲的更为庞大的偷渡打工人潮，却鲜少有人使用这种手段，虽然拉美的黑暗和恐惧一点也不逊色于中国。
三、“六四血卡”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杀，据说有两个世界性的后果：一是引发了共产党政权坍塌的“苏东波”骨牌效应；另一个则是，中国人大举向全球偷渡、移民、政治避难，我自己也卷进这个浪潮，迄今已流亡了整整二十年。这个浪潮至今似未止息，但我却一直没有看到此浪潮中人写出什么感受和困惑来，虽然据说这股中国流亡潮的“知识含金量”高得惊人。
获得“庇护”乃是“占便宜”，同样也只有在“无庇护”文化中，才成为一种争议、攻讦，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便是所谓“六四血卡”——九三、九四年间，有近十万之众中国大陆留美学生学者，以“恐惧”的名义向美国政府游说成功而获得长期合法居留，并衍生出一场争辩，其中最有趣的，是特别借用了鲁迅著名的“人血馒头”的象征符号，把一个纯粹西方的概念，浸泡到某种病态的中文语境里去，折腾得面目全非。
但是，这场争论也揭露了“六四绿卡”个案对西方“庇护法理”的亵渎，是荒诞的、双向的：在“庇护”层面上，许多人是由中国政府支付其留学费用、并继续领取国内工资；在“恐惧”层面上，他们后来又踏上“海归之路”，回流到据说“迫害”他们的国家去做贡献。
四、有没有“避难文学”？
这个话题从张爱玲说起，便牵扯到文学，而“六四血卡”这个说法，脱胎于鲁迅的“人血馒头”，颇有象征意味，与其说它是政治性的，不如说它更具文学性，十万之众的“绿卡大军”，错置于中西文化的歧义、冲突之间，背后岂能无故事？由此而引出一个关于“避难文学”的提法，也许值得讨论。
著名文学评论家、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诠释中国五四以来的“留学生文学”，指出其异国情调与怀乡姿态之外，还有一点就是，“留学生出国、归国和去国的行止，不止显现留学生个人的价值抉择，也暗指了整个社会、政治环境的变迁。归与不归的问题，在以后的数十年仍将是海外学生挥之不去的心结，作家将其付诸文字，也成为中国小说‘感时忧国’症候群的特例。”他将鲁迅、老舍、郁达夫、冰心、钱锺书等的部分作品，皆列入“留学生文学”，并指出他们“上承晚清留学小说的遗绪，下开六、七零年代白先勇、于梨花、张系国等人新留学生小说的先河”。
当“新中国”变成一个“高迫害”类型国家，又因人口庞大，留学、流亡再次使“逃离”成为时髦，但再无“留学生文学”，却展示了“六四绿卡”、“人血馒头”等另一种“避难文化”，或许会令郁达夫等汗颜。
核心问题是，中国人被洗脑之后，最大的困境乃是无法剔去“国家”，重建“个体”；没有个体，哪来文学？哪怕个体还在中西错乱、冲突之中，也会出很好的小说，我想大概小说也写了不少，然而能出版的并不多、质量高的就更少，王德威说的“以留学生为题材的作品曾经形成一小传统”，假如在今日如此庞大的中国留学生、洋插队、洋打工、走线、逃难群体中断了线，那可真是无颜以见江东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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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平
最近令我深感震撼和启发的一本书。以前我一直好奇，为何对百万中国人逃难至台湾的这段历史的理论书写这么少、学术研究这么边缘。杨孟轩老师这本书，令我明白一二。研究有许多令人深思、非常精彩的亮点，尤其是对离散过程与概念的反复辨析、再造身份的“内存系”、创伤研究中“多向同理”。
研究者的研究起点，同样动人且唏嘘。我抄几段在下面，有机会再写更多笔记与访问。向所有的历史创伤二代、三代，或是正在亲历著历史与政治创伤的人，强烈推荐这本书。
本周日（明天）下午，杨孟轩老师在飞地，分享这本研究的前前后后。万勿错过
摘录：
/////我生长于台湾中部台中市的一个闽客联姻本省人家庭。父母双方的家族都深受二二八事件所害，但他们选择遗忘过去、展望未来。母亲和父亲辛勤工作、努力存款，1990年代移民加拿大。我才十来岁就离开台中前往多伦多，那时是李登辉总统任内，台湾正着手开展政治、社会、文化的重大转型。这一切石破天惊的变迁，对于那时的我其实没有多大意义。我和多数青少年一样，只在乎运动和电脑游戏。离开台湾这些年，我回去探望过家人和朋友几次，但我的人生在加拿大。我几乎没有留意过台湾社会、政治、学术进展，直到成为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生，在2004年重返这座岛。
2004年返台之旅真是大开眼界，我受到强烈的文化冲击，即使比外省人的漫漫归乡路轻微得多，情况也不同。台湾的一切看来都这么熟悉，却又如此陌生。这个年轻民主国家的众声喧哗、活力充沛令我着迷，感到无所适从，却又莫名兴奋。即使如此，不断加剧的政治对立和族群紧张却也让我深感不安。在进行研究，准备撰写以二二八事件为主题的硕士论文时，我速成学习台湾多层次的殖民与移民历史。我的研究带来一些令我震惊的个人发现。
我发现二二八事件屠杀期间，叔公是在宜兰县遭蒋介石军队处死的本省人菁英之一。此外还得知，国民党政权也在二二八事件过后把外祖父囚禁在绿岛多年。我的外祖父曾是旧日本帝国军人，太平洋战争期间在菲律宾打仗。国民党当局把他和其他许多台湾籍前日本皇军一期逮捕，指控他们在二二八事件抗争期间武装反抗政府——阿公当然没有做过这种事。
这些揭露出来的事实令我震惊。我又气愤又难过，质问双亲为何把这些事全都瞒着我。父母对我说，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姐姐和我好。“你改变不了发生过的事，”父亲说：“再怎么去想也没用。最好就忘掉，放下一切吧。”
我知道不可能责怪父母、姑姑、阿姨和叔伯、舅舅，更不可能责怪祖父母或其他长辈的不曾告知⋯⋯
我把满腔愤怒都指向国民党和外省人。这个研究计划部分是被一份使命感所驱动，就是揭发外省人来台之后对本省人做过的所有坏事。尽管如此，当我对大出走了解愈多，对中国内战和整个台湾历史了解愈多，便对外省人开始产生强烈同理心。身为移民，又是如今在美国工作的“一点五代”台裔加拿大人，我知道身为局外人，身为离散主体是什么滋味。
我也逐渐体认到一个事实：我的远祖在清代从中国迁移到台湾，他们对于岛上的原居民同样是掠夺成性的殖民者。我所属的族群如今很多人称之为“本省人”，他们也经由土地掠夺、通婚、种族屠杀和强迫同化，大举消灭台湾在地的南岛民族群体和文化。
这个学习过程一点都不容易；它渐进、曲折、矛盾又令人不安。我被互相冲突的情绪，甚至不时发作的抑郁所困扰——因此造成好几回写作瓶颈，对这项智识计划的更广泛意义也变得不确定了。
⋯⋯我深思一项艰钜任务：陷溺于各自历史创伤的愤恨不平、自以为义或崇高氛围之中的不同记忆群体，如何修复关系？
⋯⋯个体和群体站出来表达悲伤，亦即台湾本地人所谓的“悲情”，以寻求认同、自我肯定和他人的认可，这样的过程迄今未能带来建设性的对话。即使运用创伤这一共同语言，人们却不曾真正交心，述说的故事也从未真正彼此产生共鸣。两次重大的文化创伤将民主化台湾的两大记忆群体分隔开来：半日本化台湾人后裔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布，亦即中国内战流亡者后裔的大出走。⋯⋯
阅读拉卡普拉之前，我以为对自身家族创伤的持续依恋，和对有份造成家族创伤的那群受摧残的流亡者愈来愈深的同理之间的内在挣扎是道难题，甚至是累赘；但读过之后，我开始换个角度看问题。⋯⋯首先，我没有被大出走记忆的情绪重量牵绊住，并成为外省人的代言人（从而运行一套排解且未经调节的“宣泄”模式），我在开始考察时反倒毫不同情，甚至怀疑外省人的创伤——有鉴于上述个人背景，这是可以理解的。我没有记录和推广他们在当前述说的悲伤故事，而是钻研档案，试着理解过去究竟发生什么事。研究和内在冲突将近十年后，我逐渐对外省人产生居间促成且通晓历史的同理。其次，我所获得的知识和视角则翻过来缓和怨恨感，并缓慢而确实地创造出某种批判的距离，把我对自身家族创伤的忠诚区隔开来。到头来，研究外省人和撰写本书，在这两个互补的方向上成了一种个人“修通”过程。
⋯⋯我把我所提倡的越界模态看成一种伦理责任，其为研究与书写历史创伤的基础所在，特别对于未曾真正经历过那些创伤的研究者而言。
正如拉卡普拉所说，相较于真正经历过暴行、迫害和流离的先人，有幸“晚生”于更好时代的我们必须接受一套不同的伦理要求约束。我们必须意识到，就连最亲爱的人所受的磨难，都不可能是自己的苦难。二手见证和替代性创伤所产生的影响可能强烈、令人不快，有时还能激起愤怒，但绝不可能和真正的创伤事件同样强烈。因此，参与研究和再现历史创伤的学者、作家、艺术家、电影工作者和线上内容创作者，都有一份道德责任，不要没完没了地沈溺于自己的悲苦，要超越既有的分界线。
历史并非治疗历史创伤的万灵丹。但寻求同理、和解，乃至被痛苦记忆撕裂的群体和国族都能接受的转型正义途径，其可能性却源自一种通晓历史的理解，并以适当视角看待这些记忆。/////
——杨孟轩《逃离中国，现代台湾的创伤、记忆与认同》P309-327
出版社：台大出版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