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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宝刚:“信心比黄金重要”,要挽回民企信心,但民营企业家还会受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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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政治局会议后,如果政府特别是最高领导人不愿意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民企信心很难靠口号就可以恢复,中国将会错失“救市窗口期”,未来或要付出更多代价,包括失业、企业破产、银行体系崩溃,甚至有机会危及社会和政治稳定。

中国前任总理温家宝说过,“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在经历了三年内地“国进民退”,特别是习近平提倡的“共同富裕”令民企几年间饱受蹂躏,民间投资首次倒跌。现在面对经济困境,中央终于作出妥协向民企低头,放出利好政策,希望重振民企信心。只是民营企业家均称,重建信心的核心是政府的信誉,他们今天还会再受骗吗?

上周的政治局会议虽然未有放出“大招”,但政策取向却出现重要转向,令投资者憧憬内地将陆续公布具体刺激经济措施,市场气氛骤暖,刺激中港股市急涨,恒指全星期累升841点,夜期更一度冲穿两万点关口。

观乎今次会议,中央终于愿意承认现实,坦言“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这与4月时会议的乐观取态出现一百八十度转向,反映相隔三个月,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基调大变,承认当前经济困境,尤其是把“内需不足,企业困难”列为两大挑战,市场预视政策将会发力针对刺激楼市及重振民企信心。

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时任总理温家宝曾在纽约发表演说,称“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在经历过去三年受疫情困扰及习近平打出“共同富裕”旗号,令到中国经济今天处于不稳定状态,甚至跌至改革开放以来最暗淡的时刻,恐怕习近平今天才明白温家宝这句话的确切意思。

要重振民企信心,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是联合高调发布了一份包含30多项指导方针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首次提出要把民营企业“做大做优做强”。之后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切实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鼓励企业敢闯、敢投、敢担风险,积极创造市场”。

显然这一系列政策文件,在政府打压民营企业、压制创新、推崇国有企业三年后公布,差不多相当于一种妥协,即中共承认之前的行动以惨败告终,政策出现了“误判”。

民企部门贡献了中国约60%的经济产出和80%的城镇就业,在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失速”之际,中国政府向民营企业伸出了橄榄枝。这也表明过去三年的形势有所缓和;在过去三年,中国官员通过一系列监管整治和严格限制,对包括补教行业和房地产在内的一些行业造成了巨大伤害。

“我们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习近平在今年3月重复了他2018年说过的话,但很多民企企业家私下却对中共“鼓舞人心”的言语不屑一顾,他们说中共的说话“鬼才相信”。

纽约时报》一篇专访中提到,不少企业家均称,信心问题的核心是政府的信誉问题。他们表示,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信誉。如果政府真想挽回局面的话,至少要为自己的错误道歉,就好像中共曾在文化大革命后发布了一份文件,承认了1949至1976年在毛泽东领导下犯的一些错误。

另外一些人也指出了中共在“文革”后给受迫害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平反。他们说,政府至少应该释放任志强和孙大午,这两名敢言的企业家最近被捕,后都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还有一名企业家说政府也可以退还对其公司的罚款,他认为罚款是惩罚他的公司不听中共的话,也是为财困的地方政府增加收入。“就好像觉得自己被抢劫一样。”

现实是经济学家和投资者们表示,光靠宏大的口号和口头支持是不够的。内需低迷,加上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政府仍偏爱国有企业,意味着民营企业主的信心不太可能好转,至少短期内不会。

今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同比萎缩0.2%,这是自2005年开始收集该官方数据以来首次出现萎缩,但2020年除外,当时中国经济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冲击。相比之下,今年上半年国有企业的投资同比增长了8.1%。

中国政府重振商业信心的行动关系重大。如果不能重新激活萎靡不振的民营部门,就有可能使中国2023年实现约5%的经济增长目标变得更加遥不可及,还可能加剧本已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

多年来,民营企业,尤其是在科技、补教和房地产行业的民营企业,吸纳了大量中国高校毕业生。分析人士称,近年来针对这些行业的监管增强,再加上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已导致年轻专业人才的就业机会大大减少,推动中国青年失业率触及21.3%的纪录高位。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明(Paul Krugman)近日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思考问题:中国会成为下一个日本吗?

克鲁明表明,现在的中国和1990年的日本有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中国经济极不平衡,消费需求过低,仅靠过度膨胀的房地产行业维持经济运转,劳动适龄人口也在减少。但与1990年的日本不同,中国经济的大部分领域仍然远远落后于技术尖端,中国可能已经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兴经济体在经历一段时间高速增长后,一旦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滞不前。

然而,如果中国正走向经济放缓,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它能否复制日本的社会凝聚力——在不造成大规模痛苦或社会不稳定的情况下管理较低增长的能力。克鲁明相信在一个不稳定的专制政权下,中国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特别是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已经比日本高得多。

克鲁明的结论是,从经济角度来说,中国不太可能成为下一个日本,情况只会更糟。

因此今次政治局会议后,如果政府特别是最高领导人不愿意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民企信心很难靠口号就可以恢复,中国将会错失“救市窗口期”,未来或要付出更多代价,包括失业、企业破产、银行体系崩溃,甚至有机会危及社会和政治稳定。

责任编辑: 李安达  来源:自由亚洲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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