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奇书
雷光汉的未刊书稿《我的中国心结：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苏联流亡记》是一本奇书，这是一位为躲避文革中“一打三反运动”的镇压，于1970年“外逃到苏联”的前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在苏联中亚地区飘泊沉浮的实录。二十世纪以来，虽然中国人写的旅苏观感为数可观，但称的上是名篇的却不多，只有20年代瞿秋白的《饿乡记程》和《赤都心史》、30年代初曹谷冰的《苏俄视察记》和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等。及至郭沫若1946年的《访苏记行》和1952年的刘白羽的《莫斯科访问记》，已完全落入程式化的俗套，无一不是对苏联新制度直白的赞美。建国后的访苏游记写得好的也是屈指可数，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只有尚未结集，发表在1957年春《文汇报》上徐铸成的访苏游记，从中多少能捕获一些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社会的变化（1975年我曾拿着介绍信在南京图书馆逐日翻看1957年的《文汇报》，时间一长，警惕性很高的管理员觉得不对头，就打电话到我单位进行调查，结果很快就禁止我再看了）。另一本就是少年时期阅读的《在阿尔迪克夏令营》，它叙述了一群中国少年儿童在1951年由老师和医生陪护前去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索契附近的阿尔迪克夏令营度假的经历，曾激起我无限的神往。至于青少年时期在苏联长期生活过的一些高干子弟，则很少看到他们亲自写的作品，主要原因可能还是生活经历的限制，人们只能通过《红樱桃》一类的影视作品多少了解一些当年他们在苏联的生活。
中国人写的批评苏联的长篇记实性读物直到1980年代才出版了寥寥几本，其中1984年由群众出版社内部出版的马员生的《旅苏记事》最具史料和研究价值。另一本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唐有章《革命与流放》，内容都是中共早期党员在苏联党争中被打成托派，在苏联极北地区做苦役几十年的经历，这些苏联大清洗的幸存者在50年代中赫鲁晓夫时期才回到祖国。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虽然有不少在新疆的中国人逃往苏联，但从没听说他们中有人就他们在苏联的生活经历写出了作品，雷光汉先生的这本书稿应是第一本。
雷书的贡献和价值
雷光汉是文革期间的“外逃者”，写了中苏关系紧张时期他在苏联中亚地区被审查、被监视、做工谋生活等等传奇般的经历，作者被KGB（克格勃）长期监控，以后又试图逃往伊朗，被抓回后再流放到南西伯利亚的国际囚犯农场。1979年中越之战，苏联入侵阿富汗，他都在中亚，还经历了中苏关系解冻的80年代和90年代初苏联解体的岁月，称的上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实录。
苏联的中亚地区，而不是远东地区，中国人相对了解不多。文革中红卫兵翻印过反修小册子，写中国留苏生在塔什干，都是苏联人怎么偷偷对中国留学生说他们热爱毛泽东，从这些膨胀的叙述中，根本无从了解当时当地的真实情况。实际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苏联当局就将许多政治上被怀疑的少数民族大量迁徙至中亚，中国音乐家冼星海就是被安置在阿拉木图，以后也病逝于此。
雷先生长期生活在苏联的底层社会，他接触的多是“下里巴人”，这是那些短期访苏，走马观花的中国高干和社会名流根本接触不到的群体。这些人所写的访苏游记，除少数外，或是浮光掠影；或是借游记抒发满头脑的亲苏、慕苏情愫，在价值上和雷光汉的书稿完全不能同日而语。通过他的书稿我们才知道，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国人在苏联受压最深，歧视中国人最厉害的还不是俄罗斯人，他们中的多数人对中国人都还友好，对中国人最坏的是苏联的xx族等少数民族，“xx人的姓名因和中国人一样，长相也差不多，他们害怕别人把自己当成中国人，和中国人的距离拉得越远越好”，所以处处表现出自己对于中国人不一般的“愤恨”。他们口口声声我们苏联怎们好，你们中国怎么坏，每当遇到坏事，都是中国人干的，一逢上节日，大家都紧张，“中国要向我们进攻了”的谣言总会传到耳中。
雷先生的书稿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外逃者”，提供了在中亚地区中国人的众生相。例如，“伊塔事件”（1962年4-5月）前在中国新疆军区任少将的维族人（其实是俄罗斯族），跑到苏联后就在阿拉木图市场卖西瓜。作者说，在苏联的中国人死心踏地做汉奸的多是那些素来革命的“左派”，“被KGB利用的狗腿子也大多数是这些人……跑到外国来了，失去主心骨了……自然和KGB一拍即合”。相比之下，那些被解放军赶到苏联的前国民党时代的军政官员，一般都洁身自好，也心系祖国。笔者印象特别深的是雷先生提到一位新疆边防军战士，因为一直入不了党就越境跑到了苏联，为了讨苏联人的好，马上将对中国领袖的崇拜转变成对勃列日涅夫的崇拜，他将俱乐部挂着的勃列日涅夫的画像偷偷拿下来，压在自己房间桌子上的玻璃板下，周围还用红布镶上了边，在像前供着插在酒瓶里的松枝，松枝上挂着一首用毛语录改成的快板诗表达忠心：“领导我们的事业的核心力量是苏联共产党，我一颗红心献给苏联共产党，永远跟着苏联共产党中央”，每天像念魔咒般对着勃氏画像表忠心。他以为这一套在中国吃得开，在苏联也一定吃得开。可是苏联人见了觉得很奇怪，“因为没有一个苏联老百姓如此热爱勃列日涅夫，更没人在宅内贴他的肖像”。后来也是因为苏方没有接受他当苏共党员，他就把勃氏肖像的眼睛挖了，一个月后，区警察局派人把他抓走了，判了15天劳役。苏联人下手还是轻的，如果在中国，就凭这一条，就得挨枪子儿。此等鲜活的细节，是那些短期访苏者，甚至留学生也永远无法发现的。
“外逃”曾是一个严重的罪名
雷先生是一位“外逃者”，这在文革或文革前都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罪名，且不说那时被检举“偷听敌台”就得坐牢，“叛国投敌”或“企图叛国投敌”，被捉将回来，不被枪毙，也得判个长期徒刑。
最早知道“叛逃”，还是在文革前，报上说中国驻荷兰代办叛逃到美国！看到这条消息使我非常震惊，这么重要的外交官怎么也会叛逃？以后读书多了，知道的也多了，有一次居然发现我喜欢读的那本反蒋小说《侍卫官札记》的作者也是一个“叛国投敌”分子。更有甚者，还听说文革中的中国驻越南大使要叛逃朝鲜，在鸭绿江边被抓了回来，结果被判了十年徒刑（1979年后该大使获得平反）！
以上都还是一些个别现象。实际上，“外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建国后就出现了，1957年后人数迅速扩大，除了广东沿海一带的居民外，在政治运动中蒙受打击走投无路的右派、知识分子也加入了外逃大军，只是后者成功的极少。他们大多天真，缺少社会阅历，又不熟悉当地的地理民情，更无钱和蛇头拉上关系，加之不会说广东话，要逃到香港，比登天还难。我的一位忘年交朋友，1957年在大学读书时被打成右派，他倒是头脑清醒，当大多数右派大学生对什么南斯拉夫、英国想入非非时，他既不去北京的英国代办处要求政治避难，也不去南斯拉夫大使馆寻求保护，而是涂改了学生证，然后买了一张南下深圳的火车票，准备逃往香港，谁知刚下火车就被当场捉去，从此在青海格尔木劳改了二十多年。
那些成功逃港者，多是广东沿海一带的居民，人数最多的一波是1962年5月，以后才知道这是当时的广东领导者有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大饥荒年月中放饥民一条生路，同时也是为了减轻当地的粮食压力。广东老作家陈残云的小说《深圳河畔》的书名很吸引人，可是他一字都未提逃港风潮，在那个年代，谁都不敢公开点出这个问题。
与广东大逃港差不多同时，发生在1962年4-5月的新疆“伊塔事件”，既与当时中国的经济困难有关，也是苏方对中方“反修”的报复，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人员的策动下，北疆几个县有六万多中国人外逃到苏联。在这之后，在中国的压力下，苏方关闭了边界，一直到文革初期。可是没想到，文革中居然还有人不怕死，通过不同方式越过中苏边境当局设置的种种障碍，跑到苏联去，而逃苏的人数之多，要不是读雷先生的书稿，也是很难想像的。
所以在文革中的大字报上看到老人家就傅聪“叛逃”一事说的一番话，就知道决不能当真。他说，让他们跑（到国外去）吧，让他们去吃黑面包（大意）。虽然在“伊塔事件”发生时，他批准新疆军区的两个俄罗斯族少将（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祖龙太也夫、伊犁军分区参谋长马尔果夫）要求回苏联的申请，甚至还指示给他们开欢送会（跟随他们回苏联的还有军队中的俄罗斯等族校、尉级干部四十余人），但那只是极个别的事例，不具普遍意义。最高领袖批准军队中的亲苏分子回苏联，其着眼点是为了彻底清除苏联在中国军队中的影响。李丹慧的研究提到，“伊塔事件”后，中国大大加快了遣返苏侨的行动，甚至放宽到：“苏联侨民中的政治嫌疑分子和接触一般机密的人申请出境，一般不要阻留，应当迅速批准，让其离境”。“申请出境的苏联侨民，如有未了民刑案件和债务纠纷，应当尽快设法解决”。“苏联侨民的中国籍直系亲属，要求一同出境，可以听其随走”。中方对要求前往西方国家的苏侨333人，也提供协助，这在过去都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政治上考量，即把“苏修”在新疆的“腿子拔掉”，具体办法就是“挤其出境”。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前夕，50年代末在新疆的12万苏侨，只剩下坚决不肯离开的201人了，而他们实际也处在中方的监控之下，这样就基本清除了苏联在北疆地区长期经营而形成的社会基础。
所以，桥归桥，路归路，1962年对“伊塔事件”的忍让态度，并不意味中国将把此奉为长期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卡斯特罗在60年代前期的几年让愿意离开的古巴人坐船前往美国的迈阿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苏联（20年代初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列宁曾放了一些俄国著名知识分子去欧洲）等都没有这样“洒脱”。东德为了防范它的人民“叛逃”到西德，1961年8月13日，还特地建了那道有名的“反法西斯防卫墙”，不知有多少东德人被自动步枪扫射倒在柏林墙下！也是在1967年，还是从大字报上看到音乐家马思聪在逃到美国后写的那篇有名的文章《我为什么离开中国》，至今还记得这份大字报前人头攒动，却没有声音。写到这里，联想到中国在1979年后允许自费留学，进入21世记后，又开放港澳游、港澳自由行以及中国公民国外旅游，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和进步啊！
雷的书稿中说，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7月份伊犁就有人逃苏，最先逃去的汉族人，苏联都送回来了。一送回中国，就开公审大会，把外逃者枪毙了，以后苏联就不往回送了。“这次外逃虽然没有成潮，可经历的时间十分长，一直延续到1982年”。“逃亡者也是泥沙俱下，有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下乡的知识青年，失败了的‘造反派‘，犯了罪的红卫兵，被打倒的‘走资派’，甚至，还有一些不得意的中国边防军官兵”。
据雷先生的观察，KGB是按几种情况处理的：“凡属受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一律收留，不判刑，审查后即分配在城市工作。凡带家属或孩子逃过来的或者受到政治迫害的普通工人，农民，学生，在审查后安排在城市或农村，大部分在农村工作。凡一般因生活问题逃过来的或者在中国有刑事问题的红卫兵，群众组织的头头或成员，在审查后便会以‘破坏苏联国界罪’送到国际劳改营服刑1-3年，再送到集中中国逃亡者的北方农场干活”。
雷先生说，中国人过来以后，大部分在农场或工厂打工，也有照相，钉皮鞋，卖烤肉串的，只有个别人当上了教员，医生和画家，也有以后成了工程师，博士的。他们中只有少数人保留了中国国籍，大部分都入了苏籍，少部分不愿归化苏联的人就持无国籍者的护照生活。
这些当年的外逃者如果不是文革结束，注定是要被当作“叛国投敌分子”永远受到谴责，他们自己也不敢回国，除非认罪自首。雷先生在1980年代后，作为“无国籍者”，和我国驻苏使馆取得了联系，使馆人员对他亲切有加，还恢复了中国国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