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约有两年，杨杏佛常在星期日带儿子到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唐家去吃饭，谈天或打牌，在座的还有唐瑛和她的丈夫李祖法。但那时，这对夫妇就已经看出不和谐的苗头。
李祖法
李祖法出身于鼎鼎大名的“宁波小港李家”，其父为当时是上海商务总会总理李云书，名副其实的浙地财阀，沪上新进的一代天骄（愚园路李家西摩路李家都是他家）。
李祖法毕业于耶鲁，少年得意，对于唐瑛的盛名，一开始是极为满意的——我再次感慨下李家公子娶的都是名媛，二代名媛周叔苹的丈夫是李祖侃，严仁美的第二任丈夫是李祖敏，李祖敏有个弟弟叫李祖莱，曾经绑架过张伯驹。他有一个妹妹叫李秋君，是张大千的红颜知己。
这桩婚姻看起来门当户对，但娶回家来，却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
一个好动，一个喜静，好交际的妻子遇上了爱宅在家里的丈夫，这段婚姻注定困难重重。李祖法在上海担任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总代理人，善于经营，长于理财，他对妻子那种穿花蛱蝶般的交际花生活颇有微词。
从唐瑛的婚后生活看起来，她并没有因为结婚就打算完全消失自己“交际花”的桂冠。1935年秋，唐瑛在上海卡尔登戏院用英语演京剧《王宝钏》（Lady Precious Stream），这出戏的开头，王宝钏自己把绣球抛给薛平贵，她是这样主动的女子，即便在上一段感情里，为了家庭，她不得不把和宋子文的情书锁在柜子里。
她本来还有机会去纽约演出这出戏，1935年12月底，导演熊式一发电报给唐瑛，邀请她来美演出：“你何时能坐船来参加一流的世界性历史剧目？一起帮助中国发扬光大，让世人了解中华佳丽。如果应允，速航空寄照片。”当时负责演出的国家艺术剧院主任伯纳迪恩·弗里茨（Bernardine Fritz）也认为，“整个中国最适合扮演这角色的”非唐瑛莫属，她认为，要是唐瑛能涉洋去百老汇，必定引起轰动。
但唐瑛的回复是：“拟不予考虑。至歉。”
也许是因为李祖法阻挠，这次演出才不能成形。唐瑛这样的闺秀，最懂得给丈夫体面，但也许也是在彼时，她已经开始打算离婚了。
两年后，1937年，27岁的唐瑛与李祖法离异，他们的儿子李名觉归唐瑛抚养。
小报上的报道却出奇的克制，我翻了翻，只有几篇讲唐瑛如何落寞出行，拒不回答记者提问，又猜测李祖法有新欢云云，在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南唐北陆，一浓一淡，唐瑛的淡，并不是为了衬托陆小曼的浓，正因为这一份淡薄，才避免了舆论的追杀。
她早知浮世繁华太过浓烈，会情深不寿。不如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藏着的锋芒，虽然看起来有些无趣，但至少，安全。
唐瑛的第二任丈夫是友邦保险公司的容显麟。容先生是广东人，叔叔是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容先生性格活泼，爱好多样，骑马、跳舞、钓鱼等，也是文艺爱好者。容先生的家世和李祖法比差远了，他同样有过婚姻，而且还有四个孩子。
唐瑛喜欢，她吸取了教训，这一次，她要为自己而活。1937年，他们在新加坡结了婚，中途一度去了美国，1939年又回到上海，住在丹尼斯公寓。
李名觉喜欢和容伯伯在一起，他喜欢在周末被牵着手带着去看戏、看电影、看画廊、听音乐会或是外出野餐，每个周末都令人愉快。容伯伯对他十分宽容，不看演出的时候也会带他去吃点心，吃汤面、煨面，还吃美国巧克力和汉堡。他很爱吃汉堡，吃面食，印象中家里几乎是不吃米饭的。
1948年，唐瑛全家去了美国。
顺便说一句，和唐瑛离婚的李祖法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将西方人寿保险公司所有投保客户个人资料保存。二战结束之后，他耗时数年追寻客户下落，仍兑现战前客户承诺，因信誉而闻名保险业。1947年，美国西方人寿保险公司在香港开设其亚洲总部，李祖法移居香港，我曾经多次在船王董浩云的日记里见到李祖法的名字，董浩云视他为知己，言必称“兄”。
03
和姐姐唐瑛一样，妹妹唐薇红也是16岁进入社交界。
从震旦女中毕业之后，她没有再上学。她喜欢跳舞，第一任丈夫也是在舞厅认识的，“我们那时候谈恋爱是很含蓄的，最初几次出去玩必须一大帮人一起，等到后来熟了之后大妈妈才让两个人单独出门。
约会的内容也无非是看看电影，去‘仙乐斯’跳‘茶舞’，‘茶舞’的意思就是下午茶时间的舞会，其实不喝茶的只是跳舞，因为舞厅里的东西都不会好吃。跳完舞，我们才去康乐酒家这样的大饭店吃东西。”
婚礼是在华侨饭店举办的，婚礼上便有了一丝不和谐音符，给长辈行礼时，新郎老老实实地跪下去磕头，唐薇红只是鞠了一个躬，婆婆大为光火。结婚之后，婆媳关系更糟糕了，一只鸡上桌，腿给公婆，翅膀给老公，到了唐薇红那里，只剩下鸡头。新媳妇还特别嫌弃夫家“吃臭冬瓜咸鱼，这些东西我们家是从来不拿上桌的，连佣人都不要吃的”。
一开始，她不想生小孩，对婆婆说想要玩两年，婆婆气到半死。到了20岁，她生了第一个小孩，婆婆才对她有了笑脸。
1949年5月10日，《申报》新闻里有这样一条，“交际花徐琴舫失手杀毙四岁养女”，这是这张报纸最后一次提到“交际花”一词。
5月26日晚上，唐薇红和丈夫从睡梦中惊醒，外面有隆隆枪炮声，但两人随后决定盖着棉被睡觉：“就是死也要睡个痛快。”第二天早上醒来，门外马路上睡着解放军，上海被占领了，《申报》于当日停刊。
家族里的兄弟姐妹们基本都走了，但是唐薇红觉得出国是做二等公民，“像白俄流落到上海一样”。她是唐家少数留下来的人：“去了海外，没有了百乐门，玩都没得玩了。”那时的她还想不到，没过几年，百乐门舞厅成了红都电影院，确实玩也没得玩了。
丈夫应单位分配去了深圳，她先带着儿子跟过去，可是完全不适应环境，她不幸流产，最终自己带着孩子回到上海。
据说，回到上海家里，心才定下来，她大哭起来。
1963年，38岁的唐薇红提出了离婚，此时，距离他们结婚已有20年了。
她想起自己在婚礼上坚持穿白色婚纱，婆婆强烈反对，因为“穿白的是触霉头的”，现在想来，“倒被她说中了”。
因为家底殷实，恢复了单身生活的唐薇红不用为生计发愁，不能去百乐门，去朋友家里打打麻将跳跳舞也一样。有一天，她在家里组织派对，朋友们登门，其中一位是认识不久的庞维谨——出身浙江南浔四大家族之一的庞家。庞公子一登门，看见客厅里唐瑛的照片，他说：“啊！我认识你大姐姐的。”
第二任丈夫庞维谨是浙江南浔四大家族之一庞家的公子
这句话，成了新一段关系的开始。
庞维谨的太太也在解放时和自己离婚了，太太去了香港，庞维谨留在上海。这两人相差二十多岁的人三观一致，志趣相投，很快结成半路夫妻。
庞维谨和唐薇红的婚后生活依旧潇洒，荡荡马路吃吃饭店，家里的小孩都扔在保姆带，只是，派对越来越少，舞越来越没得跳。
没多久，“文革”开始，产业被合并，房子被充公，唐薇红去弄堂里的街道作坊做女工。工作是盘细铁丝，一卷15斤，一天下来要盘两三百卷，回到家两个手哆嗦得连饭碗都端不起，常常什么也不吃就直接往床上一躺，睡死过去。
她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说：“金银珠宝藏都没地方藏，我的几瓶Chanel香水，只能倒在马桶里，那个马桶连着香了一个礼拜。”
一个月，她的工资只有三十来块钱，但无论多么苦，唐薇红还是愿意省下十块钱，留给庞维谨买白面包吃。
那是患上癌症的庞维谨最后的念想。
即便是这样，她也从来没想过死：“我有四个小孩呢，怎么好去寻死，我死了谁养他们呢。也不好哭的呀，越是这样，越是不能哭。”
被街道群众批斗，她就默默到巷口去活儿；回到家，她依旧嘻嘻哈哈。抄家劫后余生的金叶子，小碎钻，她缝到女儿的棉袄里，叮嘱女儿：“千万不要弄丢了哦。”
唐薇红仍旧记得，庞维谨去世下葬的那天夜里，天特别冷，她穿着毛裤，“上海的冬天太阴冷，实在难熬。”
唐薇红关紧了门窗，在衡山路公寓里冒着风险放了一次密纹唱片，她一个人跳了一曲华尔兹，是最后的送别。
此时的姐姐唐瑛，正在和严幼韵打牌。1962年，她在容先生故世后，就住到儿子隔壁，她的表弟媳妇严莲韵是严幼韵的姐姐，唐瑛的牌技好，手气也不错。
1958年，李名觉和贝丝在婚宴上
她的另一个骄傲是儿子李名觉。李名觉在加州读大学，师从美国一流舞台设计大师乔·梅尔金纳，后来成为泰斗级的舞台美术大师，舞台设计作品有百老汇、芭蕾舞和古典及现代剧，如《奥塞罗》《麦克白》《伊蕾克特拉》《等待戈多》《喜福会》等。他被公认为近代美国剧场最具影响力的人，享有“美国舞台设计界的一代宗师”之美誉。
不过，大家更熟悉的是并不是李名觉这个名字，而是“Tang Dynasty”——用的是母亲的姓氏。
唐瑛喜欢带孙子们去看儿子的戏，心情好的时候，她也喜欢下厨，据说她炒的芹菜牛肉片比饭馆里的还好吃。她不用保姆，一切都是自己打理，所有见过她的人都说，她对谁都是微笑着的。
我最喜欢的，是下面这张照片，她几十年不变的表情，看不出喜怒哀乐，却是从容而淡定的。当然，我喜欢这张照片的最大原因，是这身貂实在好看。
唐薇红和姐姐唐瑛在“文革”之后只见了一次，大家又劝唐薇红出国，她仍旧拒绝了，这次的理由是“我太老了，折腾不动了”。
1986年，唐瑛在纽约安静离世。
唐薇红住在庞维谨留给她的衡山路公寓里，“我一个人带个保姆住，惬意得不得了。”确实惬意，她又开始去百乐门跳舞，连接受媒体采访也都放在百乐门四楼包厢。她喜欢别人叫她的英文名Rose，她还是爱用“香奈儿五号”，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她说自己的保养心得：动手动脚，动手是打麻将，动脚是跳舞。
她的舞伴当时24岁，她得意地说：“因为我，他还出名了，现在许多人都来找他当伴舞呢。他已经可以喊到500元一小时了。”
一旁的舞厅经理满脸殷勤：“唐阿姨是全上海最时髦的老太太。”
在那一刻，唐薇红的脸半是娇羞，半是欣慰，如同一朵玫瑰。我猜，那一刻，她一定想起了自己的姐姐——九十年前上海最时髦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