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22时45分左右，李先念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邓榕接到电话后说邓小平不舒服，已经入睡。李先念说发生了非常危急的情况，必须叫醒邓小平。但邓榕坚持说邓小平已经入睡，身体不好，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说，并挂断了电话。
但据纪登奎和李先念后来了解，当晚邓小平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万里（时任铁道部长）家打麻将，一直打到8日清晨5点左右。
中国老百姓的政治想像力，实在是贫乏得可怜，尤其是关于政治强人的心肠。人们至今也没有发现，“七五八”豫南垮坝，对日后震动世界的“邓小平时代”具有某种反讽的象征性含义——邓小平的执政，自始至终都头上顶着一盆水，那盆水犹如达摩克利斯剑，它的倾覆乃是须臾间事。这是后毛时代中国政治永远的宿命。“垮坝”的概念便从水利学延伸到政治学——以此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政治近二十年来的最高原则是“稳定”。
历史的诡异又在，“豫南垮坝”虽不像“唐山地震”成为毛时代坍塌的神秘预兆，却开启了另一种“洪水恐怖”的水利大事功。当代中国的水利工程，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政治决策，神州遍野深受其害，祸殃子孙万代。豫南属于淮河流域，那里的一次垮坝，惊动比邻的黄河流域，再次掀起“江河治理狂热”，一路挺进到“高峡出平湖”的长江三峡大坝，也洞开了“南水北调”、开发大西北乃至青藏高原的野心，卷起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未曾有过的一股好大喜功——原来，“资源高消耗型”发展的“中国模式”，都可以追溯到“七五八”垮坝。
中国果真是一个“治水社会”
人们回忆，大水退去后，人畜尸体在烈日下蒸腾著腐臭，漯河至信阳的公路两旁，沿途大树的树枝皆弯垂著，趴满了黑压压的苍蝇。仅打捞出来的尸体就有十万具。堆积如山的尸体在腐烂，竟腾起一层可怕的“尸雾”，笼罩灾区。中原这幅地狱景象，无论当时有多么惨烈，却注定被岁月淹没，没能产生惊醒的教训。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催发了又一轮“江河治理狂热”，黄河长江的治水大事功纷纷上马；再到两千年“经济起飞”后，便要将中国的河流条条盖座水坝（全国计有八万多座大坝），直欲建坝到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上那个著名的“大拐弯”（落差2200米，在此筑坝对青藏高原生态是毁灭性的）；据说那里是地球上最富含水力发电潜能之处。
豫南垮坝，原本就是五○年代那一轮“江河治理狂热”的恶果。“七五八”垮坝那年，就有专家向纪登奎汇报：垮掉的这两座坝，都是“大跃进”的劣质产物。淮河治理源于“新四军”时期，因为那里有一个学水利的女学生钱正英（主政水利部达四十五年）；五○年代起，共产党从苏联引进“水库大坝”治河模式，最早拿淮河开刀，也是由她指挥，一口气在淮河上建造了九座大型水库（包括石漫滩和板桥），和无数中小型水库；还称此为“满天星”、“葡萄串”。这种狂热，又是因为修水库的半军事化组织形式，直接产生了“人民公社”，深受毛泽东的赞赏。然而水库节节拦水，阻碍自然水流和河流自净能力，把个淮河彻底治死（“肠梗阻”）。这位水利部长在全国修建的八万多座水库大坝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病库危坝”，就像埋藏在中国的一大批定时炸弹。
七五年夏太平洋三号台风在淮河流域豫南形成暴雨中心，三天的降雨量超过1600毫米，各大水库纷纷蓄水以备抗旱，及至发现泄洪闸打不开，已为时晚矣。这个细节，反映了共产党的水利事功，早期只是一种“浇灌农业”。钱钢（《唐山大地震》作者）的〈文革时期河南驻马店水库垮坝大惨剧〉一文提到，五八年“大跃进”期间，主管农业的谭震林到河南视察，便归纳出“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的水库方针。水利专家陈惺当时就反对，指出平原修坝重蓄轻排，使地表积水过多，会造成涝灾，也令土地碱化。然而，当“浇灌农业”终于“现代化”到了“控制洪水”、“向江河要电”这一步，中国的环境就更加遭殃了，这才是黄河长江上那些大坝的真实含义。
中国人今天开始追问五九至六〇年的“大饥荒”饿死多少人？也开始反思毛泽东的“大跃进”决策，包括“放卫星”、大食堂、反右倾、高征购等等。但是很少有人追问“江河治理狂热”的恶果。实际上，毛泽东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想像力“赶英超美”，乃是他最土最“封建”、也最“适合国情”的地方，其中尤以大兴水利事功最为“亚细亚”。
马克思概括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过是他读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时获得的一点灵感而已。他有一位同为犹太裔的德国晚辈卡尔．魏特夫（Karl．Wittfogel），极度发挥此说，提出整套“治水社会”理论，一度影响巨大，甚至被人认为超越了他的两位理论前辈马克思和韦伯。魏特夫将中国作为一个典范，纳入这个体系，九○年代在中国也曾引起争论。我在海外孤陋寡闻，偶然见到黄仁宇教授〈五百年无此奇遇〉一文介绍此说，他虽不敢恭维，但还是引“齐桓公葵丘会盟”、秦始皇“决通防川”，替魏氏补证，肯定“中国的中央集权确与防洪有关”。我则觉得若补上四九后的“江河治理狂热”，魏氏“治水社会”之说就有了更坚强的支撑。五○年代西方曾颇惊异毛泽东解决了中国四亿人的“吃饭问题”，这跟大修水库搞灌溉分不开，只是他们不晓得毛泽东搞过了火，一下子饿死三千六百万人（杨继绳数字）（《墓碑》）。
国内学界人士似乎不赞成“水利社会”这个概念。但是，如果仔细研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两个巨大的怪物，就会发现它们的端倪，都出现在“兴修水库”的运动中。香港历史学家冯客（Frank．Dikotter）考证：“‘大跃进’这个词，首次出现在1957年底兴修水库的群众运动中。……在1957年10月，约有三千万人被征募。到了一月份，中国有六分之一的人在挖地。当年年底，超过五亿八千万立方米的岩石和土壤搬了家。”杨继绳考证“人民公社”的起源也发现：
人民公社还不是自下而上的自觉行动，而是按中央的意愿，自上而下发动起来的。它起源于中央领导集团的共产主义情结，也起源于极权制度的需要。不过，它的兴起却借助了全民大办水利的契机。1957年冬到1958年春，在中央政府的号召和推动下，上千万到上亿的劳动大军，从南到北都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这种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求在大面积的土地上统一规划，修建长达十几公里甚至更长的灌溉渠系。这种较大工程需要大量劳力和资金，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没有力量办这种事，只能通过调整农业合作社的规模甚至调整行政区划来解决问题。中央有些领导人就产生了改变农村基层结构的思想。毛泽东曾一再强调“大社的优势性”。
易兴大事功也易生大灾难，应是“治水社会”衍生的一个特征，未知魏特夫窥见及此。我倒是从美国生物学家贾德戴蒙着《崩溃》一书中，看到非常贴近的描述；他分析道：中国海岸线平直，无大型半岛，主要河流由西向东、平行排列，利于“大一统”，因此早在公元前221年，核心疆域的统一局面就压倒分裂，这也使得统治者可以在广大的疆域内，随意改弦更张，事情不是更好就是更糟，常常在须臾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