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一提到传统文化，马上会联想到诸子百家、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等等。这些是传统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回望五千年中华文化，它的起点和基础是有神论，也就是对神佛的信仰。
不管是道家、儒家和佛家，虽然产生的时间不同，发展的脉络各异，但是对于神佛的笃信一直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基点，是一切文化产生的基础，没有对神佛的信仰就没有中华传统文化。准确的说，中华传统文化就是中华信神的文化。
在公元前三世纪，也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轴心时代出现的那个时间点，全世界同时出现了一批伟大的精神导师：释迦牟尼、老子、孔子、苏格拉底等。这些精神导师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同时来到人间，给人类带来了儒、释、道三教和西方哲学基础架构，端正人类对于宇宙、生命的认知，同时教化人们如何成为君子，修身向善。
正所谓：道通天地说自然、儒讲仁和重现世、佛开宇宙谈心性。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都反映在儒、释、道三教中，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儒、释、道的发展史。
如果说释、道两个思想体系都是基于有神论，所有人都不会存异议。
道家对人生的认识始于老子。老子认为人与宇宙、天地一样都是“道”的产物。自然无为里蕴含了深刻的对宇宙、对高于人的神的解读和对在此前提下人应该如何为人的点悟。
“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之一，本意是道路，引申为自然法则，称为“天道”。而“人道”则是关于社会和人自身的道理、即社会和人的价值标准。
佛家对人的根本看法是人生皆苦，识得佛理，超脱人的轮回苦楚方得解脱。佛家对于天国世界的描述是三教中最多的。在此不多赘述。
公元四世纪的中国佛教兴盛于长江以南地区，主要在士大夫中流传。这是官史记载的可查资料，更早期的民间进入则没有完整的历史记录。但有资料显示，最早传入中国的佛教可能始于公元前一世纪，从西北慢慢渗入，经由丝绸之路进入中国。根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三中的文字，大量佛经梵本在公元三世纪初已经在中国出现、传播。
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在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体系里如何论述神的存在和如何教导人修行成为神不是本文的论述重点，因为读者对于此两个思想体系的有神论理论基础不存质疑。
那么中国人最熟悉的儒家思想又为什么说是以有神论为基础的呢？在中国大陆各路研究儒家思想体系的学者们都不敢或不愿意涉及这个话题，在众多的儒教研究著作中充其量也只是提出孔子对于上天是否存在持怀疑态度。
那么抛开学者们的各种出于自保的顾及，我们来看一下儒家思想到底与有神论有没有关系？儒家思想体系的发展始于先秦盛于汉唐和宋明。
先秦儒家学说的开山鼻祖是孔子，除了孔子之外，先秦儒家还有孟子、荀子等。孔子自称是老子的学生，在2500年前的那一天，孔子从现在的山东曲阜去往河南洛阳向老子问道，在洛阳目前还存有一块刻有“孔子问礼于老子”的石碑。
孔子终其一生都在积极的要恢复周礼，向列国的君主推行君子治国之道。在从55岁到68岁的14年期间，不辞劳苦的追求着他信奉的为仁之道，各处周游说（shui）说，但能接受他的治国之策的国君基本没有。在《孔子世家》中记载了孔子百思不得其解而去问道老子的故事。
老子见孔子千里迢迢而来，非常高兴。
问孔子：“你已经得道了吧？”
孔子说：“我求了二十七年，仍然没有得道啊。”
老子说：“如果道是一种有形的东西可以拿来献人，那人们会争着拿它献给君王。如果道可以送人，人们就会拿它送给亲人。”
老子说：“人生天地之间，乃与天地一体也。天地，自然之物也；
“人生，亦自然之物；人有幼、少、壮、老之变化，犹如天地有春、夏、秋、冬之交替，有何悲乎？
“生于自然，死于自然，任其自然，则本性不乱；不任自然，奔忙于仁义之间，则本性羁绊。功名存于心，则焦虑之情生；利欲留于心，则烦恼之情增。”
孔子解释道：“吾乃忧大道不行，仁义不施，战乱不止，国乱不治也，故有人生短暂，不能有功于世，不能有为于民之感叹。”
老子指着浩浩黄河，对孔子说：“你怎么不学习水的德行呢？”
孔子说：“水有什么德行啊？”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此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则能为百谷王。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此乃柔德也；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坚。
“因其无有，故能入于无间，由此可知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也。”
孔子听了之后，恍然大悟，说：“先生此言，使我顿开茅塞也”
孔子又说：“先生之言，出自肺腑而入弟子之心脾，弟子受益匪浅，终生难忘。弟子将遵奉不怠，以谢先生之恩。”
说完，告别老子，与南宫敬叔上车，依依不舍地向鲁国驶去。
孔子从老子那儿回来，三天没有说话。
子贡很奇怪地问是怎么了，孔子说：“我如果遇见有人的思路象飞鸟一样放达时，我可以用我似弓箭般准确锐利的论点射住他制服他。
“如果对方的思想似麋鹿一样奔驰无羁，我可以用猎犬来追逐它，一定能使他被我的论点所制服。如果对方的思想象鱼一样遨游在理论的深渊中，我可以用钓钩来捕捉他。
“然而如果对方的思想象龙一样，乘云驾雾，遨游于太虚幻境，无影无形捉摸不定，我就没法追逐和捕捉他了。
“我见到老子，觉的他的思想境界就象遨游在太虚中的龙，使我干张嘴说不出话，舌头伸出来也缩不回去，弄得我心神不定，不知道他到底是人还是神啊。老聃，真吾师也！”
孔子对“道”充满了敬畏之心，这可以从《论语•里仁》中看出，他说过：“朝闻道，夕可死。”孔子这个儒学的开山鼻祖对于有神论虽然没有深刻的研究和领会，但在其心中和著作中都充满了对天地宇宙和神明的敬畏，也就是说是在认同有神论的基础上开创了儒家的思想体系。
简单摘录几则孔子对于“上天”的描述：
五十知天命（孔安国曰）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
子曰：噫，天祝予。（《春秋公羊传》）
颜渊死。子曰：天丧予，天丧予。（《论语》）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子夏曰：商闻之矣，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
孔子还有很多类似的言语表明他对天命的信赖、信仰和顺从。但是他对上天的信仰主要停留在他个人内心。他究其一生不断向君王和百姓推行的是他的“礼”和“仁”，他专注在如何做人、做仁人、做君子上，与佛家和道家研究侧重的维度不同。
在先秦儒家学派中，孟子的“性善论”、“天人合一”思想、荀子的“礼论”与“知论”反而更贴近对天命的信仰。
第二个儒学发展阶段是从汉代到唐末，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为国家第一官学的地位。“君权神授“（最早出于《尚书·召诰》之“有下服（受）天命”）是当时确立儒家思想体系作为统治主体的前提。
董仲舒（前179～前104）在回答汉武帝关于“王道、天命和性情的根本”三个问题时明确地指出：“王者上谨于成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以成性也。”（《汉书·董仲舒传》）
深谙儒家之道的董仲舒不仅给汉武帝提出了《天人三策》作为国家官学的治国之道，更强调了天道恒常不变的特性。
在董仲舒看来，天是最高的主宰，有“人之为人，本于天。”（《汉书·董仲舒传》），人是由天创造并应该与其特性相符合的。比如人体有365个小骨节，对应一年365天，而12个大骨节则对应12个月。人体五脏与五行相符，四肢与四季同类。人的刚柔符合冬夏，人的哀乐同于阴阳。人只是天的副本，只有顺应天道才能人体康健，顺服安然。
第三个阶段则是宋代到明清，这个阶段以朱熹的“理学”为主导，理学强调的是“天理”，更是特别的把一切人间事物的发展必须要遵循天理这一原则放大并强化。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与道家、佛家一样都是神创论。可以想见，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中华传统文化的表现形态，不管是诗词歌赋、生活形态、服饰打扮、语言表达，甚至饮食起居等等当代人感觉既美好又陌生，即遥远又亲近的所有文化体现都是在最基本的有神论前提下发展演进过来的。
对神佛的信仰，对天国存在的笃信，对于人间善恶有报的坚定和“人在做天在看”（东汉·杨震）而带来的人心自我约束都是一切美好传统文化的最基本前提。富有人文精神的中华文化没有向西方文化那样把信仰和理性（科学）对立起来，而是用信仰指导理性，在依托信仰的基础上理性地衍生出各种唯美、独特的传统中华文化形式。
在基于有神论的儒家淑世人文情怀下才能萌生出那么多旷世未有的文化形态。神韵所展示给世人的绝美文化盛筵就是真正中华传统文化的最好再现。
没有对于神佛的信仰和对于人必须要约束自己行为的要求，人就会妄自尊大，目中无神，随心所欲，魔性爆发从而更快的带来人类的毁灭。纵观当下的世界，那些灾难频仍的地方，那些人民苦不堪言的地方是不是都是当局者宣扬无神论的地方？这个答案不言而喻，没有了对自己神州历史的了解，没有了对世界其他民族和人民生活形态的认知，只是不断地被谎言洗脑的人才是最可怜又可悲的。
神传文化源于中华，我们有几千年没有间断的传承，有最古老的智慧，有最美好殊胜的文化，要找回它们，找回那些曾经被神庇佑的幸福时日，就首先要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那就是——我们都是神的子民，我们的文化都是基于有神论。有神是我们的信仰，几千年来从未间断过。
故而，要回归传统文化首先是恢复对神佛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