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经济放缓中，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消费、服务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都异常疲软。（图/法新社）
美国《华尔街日报》25日发文，指出中国当前萎靡不振的原因有很多，关键问题可能要归结为家庭财务, 而普通民众对于疫情封控解除后，生活将持续改善的信心已发生严重动摇，这可能会拖累整体经济。
文章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变化，住宅销售面积等六张图表，解析了当前中国的信心危机。
中国家庭正在对国家的未来失去信心，而这可能会拖累整个经济。
中国当前萎靡不振的原因是什么？
答案有很多，从人口状况到地缘政治再到贸易。但关键问题可能要归结为家庭财务，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普通民众对于抗疫封控解除后生活将持续改善的信心发生严重动摇。
为什么要特别关注家庭？中国存在严重的债务和生产力问题，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部门，但多年来一直如此。出口正在下降，但中国以前也经历过贸易滑坡。此外，私营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实际上表现相对较好。
与以往不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的经济放缓中，居民消费价格、消费、服务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都异常疲软。所有这些无疑都指向家庭。
家庭消费和承担风险的意愿降低还会以有害和自我强化的方式削弱经济的其他领域：直接影响消费，间接抑制投资，因为主要以房贷形式存在的家庭借款长期以来一直帮助资金拮据的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摆脱困境。
转向节俭
一些分析师称，过去十年里，中国家庭债务（主要是房贷）增长非常迅速，中国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现在正接近美国2009年以前的水平。
但与2009年危机前的美国相比，中国有一个关键的不同之处：中国未面临房贷拖欠潮。中国家庭正在迅速偿还房贷，而且普遍在缩减开支。
这种避险情绪升温的背后有很多原因，但中国政府在疫情期间采取的几项关键政策可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长达三年的动态清零政策破坏了服务业这个就业引擎，而要求房地产开发商去杠杆的整顿行动又迫使房企推迟向家庭交付“预售”住房。
被耍弄
需要明白的关键一点是，中国家庭实际上是房地产开发商的庞大贷款人，而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一大支柱。2021年，中国售出的住房中约有90%是“预售房”，意味着开发商向家庭出售了尚未建成的住宅的产权。
实质上，中国家庭办理了付息房贷，房地产开发商得到了那些现金，无需支付利息，而购房者换来的是尚未建成的住宅。随后，房地产开发商（用这些钱）去购买地块进行开发，地方政府则从土地出让中获得收入。
要充分认识到买房是一笔多么不划算的买卖，就要考虑到中国的房贷也往往含有“追索权”。这意味着，即便购房者不还贷，银行仍有权追索购房者的其他资产。
2021年，当中国恒大集团(China Evergrande Group,3333.HK,简称：中国恒大)等资金紧张的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开始不能履行交房义务时，一些购房者的反应是离开这个市场并还清债务。2023年上半年，中国个人房贷余额实际上减少了人民币2,000亿元（约合280亿美元）。
就业市场面临艰难时期
雪上加霜的是，房地产危机爆发之际，中国经济的主要就业引擎服务业此前已经因中国政府的新冠动态清零政策和对互联网平台经济的监管整顿而受到威胁，据一些人估计，该领域约占中国城镇就业岗位的四分之一。
根据官方数据，在2020年至2022年期间，服务业就业岗位净减少1,200万个。而在2012年至2020年期间服务业一直是中国全部就业岗位净增长的贡献者，吸收了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强劲的出口在一段时间之内掩盖了裂痕，但随着中国终于在2023年初重新开放，新冠疫情时期的出口热潮出现逆转。
因此，进入2023年第二季度时，中国的服务业和建筑业元气大伤，制造业的一个引擎也面临停滞不前的威胁。就业市场一直难以持稳，数量创纪录的高校应届毕业生推动青年失业率超过20%。这些应届毕业生中很多是在2021年和2022年逃离就业市场，选择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
信心危机
遭到重创的就业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了普遍的悲观情绪：家庭储蓄远高于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民众对进一步增加消费或购房深表怀疑。
中国央行对城市银行储户进行的一项长期调查发现，第二季度约有58%的受访者表示倾向于增加储蓄存款，这略低于2022年12月的62%，但自2019年年中以来上升了近15个百分点。只有24.5%的人倾向于增加消费。
储蓄存款的实际增长率也居高不下：根据研究咨询公司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数据，三个月的年化增长率超过15%。相比之下，新冠疫情前的平均增长速度约为10%。
打破恶性循环
中国经济仍在增长，有工作人士的收入也在增加。但是，只要中国仍然陷于开发商倒闭、房价下跌和家庭心态不稳的恶性循环中，或许就很难抑制经济的下滑态势。
这有可能使悲观预期变得根深蒂固，进而导致储蓄增加，经济动能减弱。随着开发商和地方政府以及为其提供资金的银行难以填补家庭缩减开支给融资生态系统留下的缺口，还可能引发金融系统的更大问题。
为了打破这一恶性循环，中央政府可能需要调整自身资产负债表，向家庭进行大额财政转移，或间接救助房地产开发商，并扭转一些已使外国投资者和部分国内企业家受到打击的激进监管措施。
但目前仍不清楚中国政府是否会采取这些措施。首先，中国政府可能对大规模直接支出持谨慎态度，因为以地方政府债务形式存在的实际负债已然数额巨大。近年来，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政治资本，将住房投机、科技巨头影响力过大和依赖外国人的问题描绘成社会弊病，如果现在明确扭转做法，可能带来巨大的政治风险，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承认中央领导层的更多标志性政策已经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