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法国华裔记者张竹林撰写的《中国制造的监控社会》一书由晨曦出版社（Editions de l'Aube）正式出版。日前，法国资深记者、中国和西藏问题专家、法新社前主编皮埃尔·安托万·多内专门撰写了对此书的书评，在今天的中华世界节目中，就为您介绍这篇刊登在网站Asialyst上的书评文章。
多内在书评开篇指出，《中国造的监控社会》一书是由一位华裔记者撰写，因此更加可信和震撼。这本书让人身临其境，其观点既简单又可怕：中国民众处处受到监视，完全是乔治·奥威尔那本富有远见著作《1984》的翻版！出版74年后，这本小说变成了现实！
“乔治-奥威尔在他的著名小说《1984》中写道：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张竹林在自己的书中如是说。这正是中国主席习近平主席2012年上台以来精心打造的、无情的、中国监控系统的真实写照。十一年过去了，在中国，几乎没有人可以奢望自己能逃脱、成为漏网之鱼。
“据估计，很快每个中国人就会有两个监控摄像头，共计二十七亿六千万个。随着大数据的发展，强大的监控网络正在编织，不仅覆盖城市，也覆盖乡村”。在法国《国际信使》周刊任职的张竹林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民众现在“跪倒”在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习近平的全面控制之下。
多内认为，在法国生活了14年的张竹林出生于福建，在中国长大，因此他了解中国的方方面面，包括这个经常令人绝望社会的缺点。
多内从几方面分析了张竹林的书：不再抗议、网络舆论攻击如狗血喷头、教育的心理影响、条件反射的行为和社会信用。
不再抗议
书评认为张竹林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令人感慨万千，并引述书中的文字：“是的，要摆脱恐惧，最好的方法就是习惯它。此外，‘安全’这个概念对中国人的吸引力毋庸置疑。大多数人似乎对这些监视他们日常生活的人造眼睛无动于衷，很多人认为这是他们生活安宁的保证。以至于今天，北京无可辩驳地成为真理的主宰。”
因为“与西方人面对这双奥威尔式眼睛的警惕姿态相反，大多数中国人确实认可这双眼睛”。对于其他可能想反对它的人来说，恐惧是存在的。这种恐惧令那些仍然敢于站出来、发声的人寥寥无几。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自己尝试冒险，必然会很快被识破，如果拒绝屈服，就会受到惩罚。
书评文章称，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方面展开工作：民族主义色彩、虚假信息、意识形态炒作、对给中国14亿人民带来幸福的、伟大领袖的个人崇拜。如果主要目的是服从，那么最终目标就更为重要：控制人们的大脑。包括那些从小学就开始的最年幼的孩童。
其目的是让中国人变得绝对顺从。当然时不时的，一些社区因为受够了不公正待遇、房地产集团的掠夺，水和空气污染，让日常生活难以为继，而爆发了一些愤怒。但安全部门很快就让他们噤声。
从此，共产党及其追随者可以高枕无忧了：当然不会再有抗议活动了。也不会再有质疑，因为人们会相信，他们正在享受“世界上最安全的制度”所带来的幸福和物质繁荣。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的那样，超过14亿中国人可以上网。仅巨头腾讯公司的微信用户就拥有12.9亿，而网络微博也拥有4.63亿用户。然而，所有的交流都要经过仔细审查，以便在短短几分钟内消除所有的异端言论。审查人员正在严阵以待。
网络舆论攻击如狗血喷头
在2021年，“中央网信办”自豪地宣布十亿三千四百万个账户已经被审查。张竹林指出：“在这个拥有十亿四千万人口的国家里，监控被强大的国家宣传机器当作积极因素来宣传，当作缉拿邪恶的法宝。”
更有甚者，除了传统的审查制度外，如果网民在社交网络上大胆批评体制，就会遭到来自各方的谩骂。书中介绍了在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求学的中国女留学生黄进（音译）在中国的遭遇。
回到中国后，面对当时实行的“新冠清零”政策下强制执行的无数手续，她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布了一条短信，抱怨繁琐程序的缓慢。她希望赢得网民的支持。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却出乎她的意料。
她很快发现自己被大量侮辱性言论淹没，其中一些人认为她应该被抓起来。她成了公众私刑的受害者，在试图解释自己的处境却徒劳无功之后，她只有一个选择：清空自己账户中的所有内容。但为时已晚，因为在短短几天内，她的身份被公开受到网络谴责，这要归功于人肉搜索。
张竹林在书中指出：“自2013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讲好中国故事’的号召以来，一个新的宣传时代已经开启。批评变得不可能、不可饶恕、反中国”。他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国际争议越来越漠不关心”。在最近接受BFM电视台采访时，中国驻巴黎大使卢沙野毫不犹豫地使用了“再教育”一词来形容台湾人民，一旦台湾回归中国。张竹林解释说，自己很清楚“近年来，这个词在国际社会高度敏感，让人联想到新疆的‘再教育营’”或险恶的文化大革命。
教育的心理影响
张竹林还在书中回忆了自己是如何被卷入意识形态运动的漩涡，他写道：一场接一场的运动发明了“预制矩阵”，产生了诸如“我爱我家，但我更爱伟大祖国”或“花儿为什么这么红？祖父深情地回答：因为它是革命英雄鲜血染成的”。“所有这些伴随我在中国度过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格言显然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众多的视听节目和电视新闻中大量播出”。
因此，意识形态在中国人的心中烙下了印记，并在他们的头脑中留下了一种恐惧的条件反射。张竹林写道：“教育对心理的腐蚀作用就在那里，像空气一样无形，却又如此存在！就像恐惧一样，尽管距离北京有一万公里之遥，它却一直困扰和追逐着法国和其他地方的中国人。这种恐惧被转化为自我审查、沉默、社会距离、极度警惕、集体偏执、奴役、顺从和逃离。”
自2019年以来，就连学龄前儿童也成了党的宣传对象。继国家主席习近平2019年3月18日就此发表讲话后，同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强调要“从娃娃抓起”。
书中引述了以匿名为“口子”的一位中国媒体女主编的看法，小学的“红色教育”与朝鲜的金氏政权有相似之处。中国人没有意识到教育领域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回归。她说：“学校并不培养孩子的公民意识，它只想培养蒙昧主义下的奴才学生。”
近年来，中国意识形态教育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巴黎政治学院客座研究员孙培东解释说：“无论社会阶层如何，都要下跪。”她说：“纵观历史，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如果你不是‘红色血统’，就必须下跪”。这位教授驳斥了儒家思想应负全部责任的观点，指出儒家思想无疑重视孝道和顺从伦理。“台湾、日本和韩国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为什么他们没有问题？”
为什么要叫习近平“习叔叔”？这是一种“寻找亲情”。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时尚？这位学者解释说：“因为很多中国人是跪着的。然而，国歌的第一句就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在题为“媒体，世界上最安全国家的巨大苦恼”一章中，张竹林解释了在这一领域的意识形态束缚变得更加沉重，记者们在持续的监视情况下工作，不得不加倍发挥创造力来规避审查。艺术和文学界也是如此。化名黄波的人强调说“如果你是一名作家、记者、电影制作人，或者从事任何其他与思想有关的职业，你都将遭受巨大的压制。你的电影会被审查，你的文章会被禁止，等等。在这种氛围下，不安全感非常强烈，这是一种无力感。更重要的是，针对‘公民社会’的镇压非常严厉。经常有人失踪”。她说：“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我认识的人消失了”。
条件反射的行为
张竹林指出，习近平在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重申了毛泽东的教条：“党统治一切”，从而强化了这种对绝对忠诚的痴迷。从那时起，“一切都不能听之任之，一切都要摸清底数，不能喧宾夺主”，“在一个靠关系、隐瞒和谎言的社会里，所有党管媒体都要努力成为党的意志和主张的代言人，维护党的权威和团结”。
张竹林还补充说：正如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写道：“过去的被抹去，抹去的被遗忘，谎言变成了真理”。结果就是中国记者的斗争失去了意义。事实上，宣传鼓励民众订阅报刊，因为它们都是“党的理想、信念、意志和主张的直接传播者”。他说：“订阅党报是一项严肃的政治责任”。现在中国的“这一万零三十九种杂志和期刊，一千八百种报纸，展示了一个正面的中国，从而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绕了一个大圈”。他幽默地解释说：“在这个拥有十亿四千万人口的国家，如果有一个共识，那肯定不是为了一党独大，而是为了赞美审查部门的完美工作。”
想要逃避审查，翻过网络管制的“长城”，中国网民的全民运动就是发明同音字。必须别出心裁地引用禁止使用的名称、术语或是表达方式。但这不会持续太久，因为有无数受过训练的审查员来识别这些同音字。
对于那些每月能支付近100元人民币费用的人来说，VPN——虚拟专用网络提供了暂时匿名和从外国媒体获取信息的可能性。然而，审查人员通常会发现这些用户，并对其处以罚款或是更重的处罚。因此，中国新一代网民——“那些在围墙内长大的人，相信习近平主席关于需要控制互联网，来确保国家网络主权的承诺。”
在中国，仍然逍遥自在的持不同政见活动人士为数不多，他们知道自己正受到严密监视，因此变得异常谨慎。这一点，张竹林在中国期间就曾亲身经历。
他在书中详细地记录了经过：“在一位电影制片人的介绍下，我去拜访了贵州诗人季峰（音译），他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幸存者之一。像往常拜访中国朋友一样，我们在茶余饭后无所不谈。离开他家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脊背发凉。他家的房子在一条死胡同里，我注意到在巷口左边的一根电线杆子上，有一个摄像头正对着房子的大门。”书中写道：“当我把头转向右边时，我看到另一摄像头，它的视野和第一个摄像头的相交叉，距离不到二十米”。由此张竹林他得出结论，中国已成为“一个有利于冷漠的社会”。社会信用体系奖励那些遵守规则的人，惩罚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这一制度已经制约了人们的行为。
社会信用：“大多数中国人赞成”
社会信用系统在中国是2015年推出的，现在已经非常成熟，当一个中国潜在违法者被摄像头发现，他或她的所有详细信息：姓、名、雇主、地址都会立即被识别除了。如果情节严重，就会被列入黑名单，从而被剥夺乘坐高铁或飞机、以及入住豪华酒店的权利。虽然一些中国人认为这个制度是封建时代的残余，但“与西方人面对这些奥威尔式眼睛的警惕姿态相反，大多数中国人对此持赞成态度”。
最后，对敢于批评政权的人的惩罚出台了，他们被归类为“反华”分子。最受青睐的目标是恐惧日益增长的知识界和新闻界。政权还将矛头指向最恶毒的外国批评者，他们因此受到民众的报复。因此，书中总结道，“由于长期生活在一个缺乏协商的社会里，个人的、非主流思想受到当局的遏制，中共的行话已成为民众的万能教条”。
除了这一沉重的观察之外，张竹林还对一些西方人仍然表现出的天真或是自满感到惊讶。然而，他还是指出：“如果今天欧洲国家后悔自己的‘天真’，认为中央帝国的经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政治改革，那么中国几代领导人已经证明，西方人的愿望不过是一厢情愿，这种变革确实不是他们的菜”。
如果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中国政权的极度不透明：外交部长秦刚事件就很能说明一切，他被视为习近平培养的新生力量，去年12月被任命，6月25日起突然消失，一个月后的7月26日星期二被解职，没有任何解释。
据小道消息称，作为中共领导人主推的、“战狼外交”主将之一的秦刚突然垮台，原因可能是因为和香港凤凰卫视驻美记者傅晓田有染，而且傅晓田可能是西方情报机构的特工。
诚然，在共产主义的中国，政治、经济或艺术领域的领导人失踪时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些人要么已经落马，要么可能对政权构成挑战。但有分析认为，即使这一消息得到证实，也很可能只是秦刚突然倒台的借口而已。
英国广播公司日前援引汉学家让-皮埃尔·卡贝斯坦的话说：“秦刚事件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外，甚至在国内的形象。”这凸显了（中国）领导层内部某种程度的不稳定，甚至可能存在分歧。
最后书评给出了这样的结论：对于那些想了解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奥威尔式世界的人来说，这本书是必读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