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年随着《港区国安法》实施，香港新闻自由排名大跌至140位、众多新闻工作者被捕，香港言论自由是否到了尽头？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仍有一批在国安红线下，努力在传媒机构“自我审查”的夹缝中，争取寻找真相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没有“回避风险”，而是在承担风险下为公众继绩发挥监察政府的职能。
上周六（2日）我代表香港海外传媒协会（HKMO）参与“世界香港论坛”，讨论题目是“香港言论自由是否到了尽头？”
这个问题答案很明显吧？香港《国安法》实施超过3年，香港多家媒体包括《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众新闻》均先后关闭或结业。在过去20年内，香港在全球新闻自由排名从第18名大幅下滑，无国界记者在2023年衡量新闻自由程度的180个国家与地区当中，香港被名列第140位，这种倒退程度是前所未见，与一些极权国家好像乌干达等地方齐名。
还有根据无国界记者统计，香港政府起诉了至少28名媒体工作者，其中12人仍被拘留。最近几个月，香港政府还禁止三名报道2019年民主示威活动的海外自由记者入境香港。
而最令人气愤的是，政权还在告诉你新闻自由仍然“袋在口袋之中”，这是何其讽刺、又何其悲凉？
但我想给予一个肯定答案，即使声音多微弱，只要有记者仍能报道事实寻找真相，言论自由特别是新闻资讯自由，就仍然没有去到尽头，我们看到是一点点微弱的希望之光。
这是全赖仍在香港，努力保持自己专业及传媒操守的新闻工作者，我甚至无法想像他们现在要面对何等巨大的压力，包括来自政权、建制派人士及官媒的批评及压力，以及来自本身新闻机构的高层压力，以及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下、无可避免产生自己的一套“自我审查”，而这种无形压力是来自对自身及家人安全的考虑。
对，过去我们在行业内都对“自我审查”有一种偏见，简单讲就是觉得不应存在。新闻机构尤其是一些管理阶层人员，都会对外界批评有“自我审查”感觉非常敏感，通常都会否认有关说法。
只是经过2019年的社会事件，以及已执行三年的《国安法》，不单高层开始默认“自我审查”，甚至会想出不同理由自圆其说，包括称要保护新闻机构、保护同事，甚至包装成“必要之义”，为的是要走更远的路云云。
而作为记者本身，我的观察是有一部分人开始将“自我审查”变成日常采访的一个考虑因素，甚至是订定采访题材之前，就要先考虑是否会触碰到红线。当然不同人有不同尺度，但今时今日媒体被多方面的不公平不公义针对，保护自己是人之常情，某程度的题材选择真的不用大惊小怪。
这些理由是错吗？坦白说我真的没有答案，近日观看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前院长李立峯的对谈，有一段谈到“自我审查”，内容很有启发性。他说：“将‘自我审查’这个字变成风险管理，自我审查是一件……在记者里面感觉很负面的事，但到现在后《国安法》年代，你就会觉得有些审查是要做的，因为那风险评估，不止影响你自己，是影响你的公司甚至影响你的受访者，所以你就会正当化了这自我审查。”
正如李立峯所说，无论风险管理也好，自我审查也好，源头首先是因为界线模糊，即是政权有意识地刻意模糊，由于界线本身那么模糊，又不停地移动，所以怎样计算也计不到红线在哪里。因此李立峯的结论是，风险管理不是要规避风险，媒体工作者要计算的是风险评估，再比较成本效益，题材要去到“几尽”才会触犯红线？针对的对象又会否反扑甚至令自己反成为被针对对象？报道的内容又是否符合公众利益？
《明报》最近刊出有关立法会议员出席表决议案的调查报道，就是一个很好的风险管理做法。记者翻查大量文本及视象纪录，揭发立法会今年至今合共通过24条政府法案，其中三分之二法案表决时，在席议员不到过半数（45人）的法定门槛，最低出席率的一次在席只有11名议员表决，令这些法案可能引起司法复核。
这种符合公众利益的重要新闻报道，其实就是发挥“第四权”监察建制及政府的职能，记者及传媒机构刊登报道之前，必然会计算有什么程度的“反扑”，这就是“风险管理”。果不然，出席率排行倒数第二的议员何君尧，既没有检讨自己出席率偏低，反而批评记者企图“带风向”、抹黑立法会议员，甚至认为记者应该要“考牌”，这就是传媒机构要计算面临的威胁。
尽管有这样的“反扑”，但即使在目前的社会氛围下，这种符合公众利益的报道仍然发挥不少效果，不单立法会内部承诺会作出检讨，消息甚至去到北京中央政府的层次，关注立法会议员的个人质素，影响所及，甚至被外界争议的“立会好声音”都被刹停，可见香港的新闻自由绝对未见尽头，我们见到的仍是一丝曙光。
我们要支持专业的新闻媒体及记者，尽管一些敏感题材可能罄竹难书，但一些专门针对法庭新闻的报道内容，仍然能够透过纪录庭上控辩双方的陈述，让公众知道法庭是否有偏颇，这当中不单包括对2019年被控暴动的参与人士及“47人案”，还有预计将在十月会公布的《立场新闻》案的审讯结果，整个媒体纪录不单是反映《国安法》生效后对传媒自由的箝制，更是一次对香港过去几十年的新闻自由的一次“审讯”，这些新闻工作者正正告诉我们，香港的言论自由绝对没有去到尽头。
作为已经离港的媒体工作者，不论是旧传媒还是新兴的网媒，我自己觉得还是需要有一分承担，香港海外传媒协会今年初曾向已离港的新闻工作者进行问卷调查，是近四年在新一波移民潮下首个同类调查，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流散海外的传媒工作者超过一半人不再从事媒体行业工作，很多人因为在香港的经历导致他们筋疲力竭，甚至受到创伤；然而有三分之二的人仍希望可以重返媒体行业工作岗位，反映流散海外的香港媒体社区面临多重挑战，但他们仍努力捍卫香港新闻自由的精神及传统。
特别是我们这一批过去曾受惠传媒黄金时代的媒体人，在海外更应发挥“在地”新闻工作者不能进行的工作，包括继续批评政府的不义不公行为，遏力避免内地打压新闻自由的现象蔓延至香港。香港海外传媒协会近日发起一项协作计划，希望连结更多海外媒体平台，目标是可以在本身平台分享其他参与计划的媒体内容，令传播力可以去得更广、影响力可以去得更远。
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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