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开发项目。中国通过该计划向一百多个国家提供了超过一万亿美元的贷款，令西方在发展中世界的支出相形见绌，并引发了人们对北京的实力和影响力扩散的焦虑。
2022年5月9日，一名斯里兰卡政府支持者在袭击斯里兰卡总统办公室外的反政府抗议者后举着国旗。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贷款是一种“债务陷阱外交”，旨在赋予中国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甚至攫取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和资源。2017年，斯里兰卡未能支付陷入困境的汉班托特（Hambantota）港项目款，之后，作为重启债务谈判协议的一部分，中国获得了这处地产九十九年的租约。该协议在华盛顿和其他西方国家首都引发了关切，北京的真正目的被认为是要获得整个印度洋、波斯湾和美洲战略设施的使用权。
但过去几年里，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不同面貌浮现了。许多中资基础设施项目未能获得分析师预期的回报。而且，因谈判这些项目的政府往往同意为贷款提供担保，它们发现自己背上了巨额债务负担：无法确保未来的项目获得融资，甚至无法偿还已累积的债务。不只斯里兰卡如此，阿根廷、肯尼亚、马来西亚、黑山、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和其他许多国家也如此。西方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中国将获得发展中国家的港口和其他战略性资产，不如说是这些国家将背负危险的债务，被迫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西方支持的国际金融机构寻求帮助，以偿还它们的中国贷款。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国已被视为贪婪而顽固的债权国，与过去几十年里设法收回坏账的西方跨国公司和放贷机构没有什么不同。换言之，作为一个掠夺成性的放贷方，中国非但远未开辟新的领域，反而似乎照搬西方投资者用烂的套路行事。但这样做，北京蒙受的风险是，可能疏远它本来打算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争取的国家，并挥霍其在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影响力。还可能恶化新兴市场的一场已经令人痛苦的债务危机，这场危机可能导向许多拉美国家在1980年代经历过的那种“失去的十年”。
为避免这一可怕的结果到来，也为避免支出西方纳税人的钱以偿还中国坏债，美国和其他国家理当推动基础广泛的改革，这将加大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难度，向寻求救济金的国家施加更严格的标准，并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成员国在提供贷款方面提高透明度。
艰难的讨价还价，疲软的市场
1970年代，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观察到，西方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谈判交易时占据上风，因为他们有建造工厂、道路、油井和发电厂的资本和技术，而那正是贫穷国家迫切需要的。因此，他们能够达成对自身非常有利的协议，将相当多的风险转嫁给发展中国家。而一旦那些项目完工，实力的天平就发生了变化。新的资产无法被带走，于是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筹码，可以重新谈判债务偿还或所有权条款。在某些情况下，有争议的谈判导致国有化或主权违约。
类似剧情也在若干“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上演。中国投资的大型项目形成了令人失望的回报，或未能激发决策者曾经预期的那种基础广泛的经济增长。一些项目遭到了土地和生计受到威胁的土著社区的反对。还有一些项目毁掉了环境，或因为低劣的中国建造质量而经历了挫折。除掉这些问题，围绕中国倾向于使用自己的工人和分包商建设基础设施，从而排挤本土同行的做法，还存在着长期争议。
但迄今为止，最大的问题是债务。在阿根廷、埃塞俄比亚、黑山、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赞比亚和其他一些国家，昂贵的中国项目已将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推升至不可持续的水平，并形成了国际收支危机。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同意弥补任何收入缺口，提供主权担保，迫使纳税人为失败的项目买单。这些所谓的或有债务往往对公民和其他债权方隐瞒，掩盖了政府负有偿付责任的真实债务的水平。在黑山、斯里兰卡和赞比亚，中国与腐败或威权取向的政府达成此类协议，然后将债务留给了不那么腐败的更民主政府，让它们承担摆脱危机的责任。（或有债务，指因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可能导致未来产生的潜在负债。——译注）
国有企业担负或有债务，并非“一带一路倡议”所独有，也可能困扰私人融资项目。“一带一路倡议”债务危机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或有债务是欠中国的政策性银行而非私人企业的，而且中国正在展开双边债务重新谈判。北京显然还在进行艰苦的谈判，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国家越来越多地选择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纾困资金，尽管它们往往附带着苛刻的条件，而不是试图通过谈判从北京方面获得进一步救济金。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支持的国家包括斯里兰卡(2016年15亿美元)、阿根廷(2018年570亿美元)、埃塞俄比亚(2019年29亿美元)、巴基斯坦(2019年60亿美元)、厄瓜多尔(2020年65亿美元)、肯尼亚(2021年23亿美元)、苏里南(2021年6.88亿美元)、阿根廷(2022年440亿美元)、赞比亚(2022年13亿美元)、斯里兰卡(2023年29亿美元)、孟加拉国(2023年33亿美元)。
其中一些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的信贷安排到位后不久就恢复了偿还“一带一路倡议”债务。例如，2021年初，肯尼亚试图通过谈判推迟支付一个陷入困境的铁路项目的利息，该项目由中国提供资金，连接内罗毕和肯尼亚在蒙巴萨的印度洋港口。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批准了一项23亿美元的信贷安排后，北京方面开始拒绝向肯尼亚其他中资项目的承包商支付款项。结果，肯尼亚分包商和供应商不再收到付款。当年晚些时候，肯尼亚宣布不再谋求中国延长债务减免期限，并为该铁路项目偿还了7.61亿美元的债务。
对肯尼亚和发展中世界的其他国家来说，风险是巨大的。这一波债务危机可能比以往严重许多，给一些本已脆弱的经济体造成持久的经济损害，并使它们的政府陷入旷日持久、代价高昂的谈判当中。麻烦超出了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即每一美元用于偿还不可持续的“一带一路倡议”债务，都意味着有一美元无法用于经济发展、社会支出或对抗气候变化。
在当今新兴市场债务危机中，顽固的债权方不是对冲基金或其他私人债权方，而是全球最大的双边放贷机构，在许多情况下，还是债务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随着私人债权方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向“一带一路倡议”国家提供贷款的风险，这些国家会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争吵不休的债权方当中，且无法获得维持本国经济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资本。
隐匿的数字
北京对“一带一路倡议”有多重目标。首先，它寻求帮助中国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但也有一些私人企业)在海外赚钱，以维持中国庞大建筑业的周转，并保住数百万中国工人的工作。毫无疑问，北京还有外交政策和安全上的目标，包括获得政治影响力，在某些情况下是确保获得战略设施。北京实施的大量微不足道的项目暗示了这些动机:不然，为什么要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或委内瑞拉这样政治风险巨大的国家的项目提供资金？
但有关债务陷阱外交的指责是言过其实的。中国的放贷机构最有可能只是做了糟糕的尽职调查，而不是故意要让借款方陷入债务泥潭，以求获得地缘政治上的让步。“一带一路倡议”贷款由中国国有银行通过中国国有企业向借款国的国有企业发放。合同是直接谈判达成的，而非通过公开招标，因此它们缺乏私人融资和公开采购的好处之一:一个透明的市场机制，以确保项目在财务上是可行的。
结果不言而喻。2009年，黑山政府就修建一条连接其亚得里亚海的巴尔港（Bar）与塞尔维亚的高速公路合同进行招标。两个私人承包商参与了两个采购过程，但都未能筹集到必要的资金。因此，黑山转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后者并不认同市场的担忧，目前这条高速公路是造成黑山财政窘境的一大主因。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估计，假如不实施该项目，该国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将只有59%、但相反，那年该比率预计将上升到89%。
并非所有的“一带一路倡议”项目都表现不佳。如同其他“一带一路倡议”项目那样，扩建希腊最大港口的比雷埃夫斯港口项目实现了北京承诺的双赢结果。但许多项目已令一些国家饱受沉重债务负担之苦，并对与中国进行更深层次接触持谨慎态度。在某些情况下，谈判达成协议的领导人和精英阶层获益了，但更广泛的人群却没有。
换言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确实给西方国家带来了难题，但主要威胁不是战略上的。相反，“一带一路倡议”形成的压力可能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稳定，转而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制造麻烦，那些国家会转向这些机构寻求援助。
过去六十年中，西方债权方建立了巴黎俱乐部（Paris Club）等机构，处理涉及主权违约的事项，确保债权方之间一定程度的合作，并公平管理支付危机。但中国尚未同意加入这一团体，其不透明的放贷流程使国际机构难以准确评估一个特定国家陷入了多大的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