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永熙，世家出身。
袁家代代做官，做到第十八代时，1906年科举废止，袁祚廙（yì）便通过姻亲关系，去了袁世凯小站练兵的幕府当差，不久又捐了个营口道台的官职。后来辛亥革命爆发，刚坐上道台太师椅的袁祚廙便挟裹着公帑私囊，躲进了天津租界。再后来北洋时期，他又做起了官商，混得有头有脸。一生娶了五个太太，其中一个太太，产下一个男孩，在全体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十二，大名袁永熙。周岁时，老爹在他的照片上题了首诗：“浑浑元气，双目瞳瞳，握拳擦掌，盼顾自雄，人皆愿子聪明，我独愿子如痴如聋。”
这男孩后来长大，娶了陈布雷的独女陈琏为妻。陈布雷怕女儿被人迷惑，特地委托当时的北平副市长张伯瑾调查袁永熙的来历，结果袁家的来头，加上朱自清、吴晗、张奚若等教授的溢美之词，竟把陈布雷迷惑了，将袁永熙这个专和国民政府捣乱的害群之马当成了端庄青年，以为自己挑选了一个乘龙快婿。
令陈布雷想不到的是，这个女婿，竟然是隐藏很深的学生运动领袖。还在1938年秋，袁永熙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他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总支书记、云南省工委下属的宣传部长。在昆明组织、领导了“一二一”反内战运动。1946年回到北平，任北平、天津南方局地下党负责人。1946年12月发生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和1947年5月发生的反饥饿、反内战的“五·二〇”学生运动，袁永熙都是组织者和领导者。
1947年9月24日，受地下电台案牵连，袁永熙与陈琏遭国民党逮捕。因身份特殊，被用飞机送往南京关押。后由陈布雷和叶公超出面具保，释放出狱。出狱时曾签过一份“悔过书”。
这份悔过书在后来的审查中，成了争论的焦点。
本来，这并非大问题，因为袁永熙并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自然要把原来的角色演到底。但当年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帅孟奇却认为，敌人不知道你是共产党员，你自己总知道吧，怎么能丧失气节，向敌人屈服呢？对此，袁永熙的老领导钱瑛表示了不同看法：若不签“悔过书”，分明就是暴露自己。不仅如此，同案已经被释放的陈琏、邢福津、陈彰远也要被重新抓回去，而且还不知会牵连多少其他人。共产党人的气节不能这么坚持。两位资格一样老的中央级别的女干部，为了袁永熙的结论相持不下，官司最终打到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那里。
刘当然知道其中的是非曲直，他自己早年在奉天也有过这么一段。不过为了表明不偏不倚，刘少奇批示说：“现在胜利了，对干部要求严格些有好处。可让其重新入党，但不影响将来的使用。”这一来，争论双方的意见都兼顾了。重新入党，当然要先开除出党，这等于对袁永熙的“丧失气节”做了处分，帅大姐应该没话说了。袁永熙在狱中严守机密，没给党造成任何损失，所以准许他重新入党并注明“不影响使用”，钱大姐的意见也得到了采纳。
所以后来一段时间，袁永熙官照作，级照评，由团中央学生部副部长到清华大学党委第一书记，一路被“使用”下去。
这时候的袁永熙，只有三十多岁，以为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只是后来才知道，重新入党并不表示你旧账已清、既往不咎了。
高饶事件后，清华有人向上级指控校长蒋南翔，清华党委作了调查，认为是不实之词，警告处份了那个干部。可是蒋认为袁永熙调和矛盾、斗争不力，说我是司令，你是政委，有人打司令黑枪，你政委看着不管。两人从此有了隔阂。
五七年袁永熙的老账被翻了出来，定性为三类右派，再次开除出党。他去找蒋，蒋不见他。妻子陈琏，应该最了解他的为人，两人从1939年到1957年，一起革命了十八年，此时也站出来和他划清界限，一刀两断。陈琏后来给儿子陈必大这样解释：你爸爸因为放松了思想改造，居功自傲，个人主义膨胀，结果犯了错误，走到了党的对立面。其实袁和蒋之间的矛盾，有时只是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何至于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行为，并拿了这样的报道，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显著版面刊登。
但陈琏最终相信了这种说法。为了站稳立场，她选择了和丈夫坚决离婚，袁永熙这才尝到了什么叫做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滋味。陈琏是受袁永熙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的，她让袁永熙明白了革命和婚姻是怎样一回事情。
接下来的二十二年，袁永熙先是在京郊昌平县长城脚下的一个劳改农场劳改了五年，他自称如同“苏武牧羊”。其间感染了羊炭疽病，来势凶险，很多医院无法诊断，多亏友谊医院一位年轻的住院医生猜出了病因，这才得以治愈。
一九六二年袁永熙从右派变成了“摘帽右派”，下放到冀南的南宫县教中学。蒋南翔对袁永熙说，你最后的检查，党委认为还好，我看还差，但我尊重大家意见，给你摘帽。你那时为什么反对我？看我不行了？现在怎么样？这次没送你到边疆，已是很大的照顾了。
摘帽后的袁永熙，试图通过复婚留在北京，被陈琏拒绝。五年后，独善其身的陈琏，受到和袁永熙类似的诬陷，她不甘受辱，愤而跳楼自杀。
袁永熙后来每每提到陈琏都黯然神伤，他总说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妻子在文革中就不会自杀了。两人的儿子陈必大是这样理解“如果”的：如果妈妈能够接受一个已经离异的摘帽右派，她就能接受世界的不完美、革命的不完美和人生的不完美，她就不会自杀了。
和妻子陈琏的刚烈不同，袁永熙散淡疏懒、不拘一格的性格，倒使他更能承受命运的重击。袁永熙下放到南宫中学算是脱颖而出，什么课他都能上，俨然一个“全才”，尽管他在西南联大基本上没务什么“正业”。南宫很穷，但民风淳朴，有习武的传统，又是老根据地，以盛产“八三四一”战士而闻名。当时袁永熙从行政十级降到十七级，可到了南宫还是比县长大。加上又是京城里来的过去的老革命，犯了错误可人家改了（摘帽了），谁还会去为难他呢？久而久之，右派在普通老百姓眼中倒成了可敬的人了。
1965年邢台大地震，南宫县城也房倒屋塌，袁永熙一向仰赖的食堂也开不了火。在领导和同事的热心张罗下，袁永熙和同校的化学教师张兰芬组成了家庭。陈必大在回忆父亲中说，如果没有这次再婚，袁永熙在“十年浩劫中存活下来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陈必大的这位继母，说不上多高的政治觉悟，正因为如此，她在维护袁永熙这一点上绝不动摇。“她虽然是大学毕业，但不改乡土本色，为人质朴，性格张扬豪放，一点事都会弄出很大响动。文革发动后，爸爸被说成是刘少奇、彭真安在南宫的定时炸弹，被斗得死去活来。我继母见势不妙，直冲县人民武装部，见到支左部队首长双膝跪倒，大呼：‘救救袁永熙！’也幸亏这些军队干部出面干预，才把已被打得口鼻流血的爸爸救了下来。一而再，再而三，只要爸爸一被揪走，我继母就去搬救兵，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固执的念头：不管他有什么问题，就是不许你们打他！她不仅拒绝揭发爸爸的问题，还故意和红卫兵激烈冲突，让他们把本来没什么问题的她也关进牛棚，以便就近照顾爸爸的饮食起居，一起劳改以监视红卫兵的革命行动。红卫兵先是威胁要打断她的腿，后来干脆放下爸爸，开始斗她。这么奋不顾身的引火烧身，甚至不惜以死相拼也要保住爸爸，我继母心地之单纯、性情之强韧、只认天理伦常、藐视革命的戒律与教条，闻者无不为之动容。她自己没有孩子，至亲也早已谢世，所以她把爸爸看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不容侵犯。她就像鬼使神差的守护神，在这个节骨眼上来到爸爸身边，保着爸爸历经险阻地走出了文革的劫难。”
1979年，袁永熙终获平反，回到北京，工作一时无法安排，只能暂时在中央办公厅落实政策办公室帮忙。当时在胡耀邦主持下，不管是哪次运动、哪个时期、什么人批示的，冤假错案有多少平反多少。1980年春节，袁永熙和方群一起去给胡耀邦拜年，胡问袁永熙多大年纪，袁永熙说63了。胡接口说：“63大了点了，做不了多少年了。”胡一指同屋的胡启立说：“要像他那个年龄就大有可为了。”胡当年50岁，要年轻一大截。
在儿子陈必大看来，父亲问题还不止是年纪，22年的右派生涯已把他的锐气磨尽。但这批人又不能不安置，否则就跟没平反似的。1982年袁永熙被分配去北京经济学院当院长，1986年后还做了几年顾问，给了个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算是对他二十二年右派身份的政治补偿。
1996年，是陈必大和父亲袁永熙在北京的最后一次团聚。袁永熙已中风多年，深居简出。不久，陈必大出国，父子再无谋面。
袁永熙去世后，有人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凄风冷雨六十年——袁永熙的悲剧人生”。但在儿子眼里，袁永熙这一生大起大落，也算波澜壮阔。他是陈布雷的女婿，又是共产党在国统区“第二条战线”上的领导核心成员；他管理过最高学府，也教导过农民的孩子。他曾是国民党中央信托局敌伪资产处置科的科长，也曾是《人民日报》点名的大右派；他曾被红卫兵揪斗，也曾在政协举手……这些都不是“悲剧人生”四个字就能概括的。
1948年11月12日，陈布雷最后一次看到太阳升起。在他决心自裁以了却一切烦恼之际，他仍然放心不下半年前才保释出狱、自己有“严加管教”之责的女儿和女婿。女儿是他一生的心病，他的话，女儿总认为是替国民党当局说的。在这生离死别之际，他打电话叫来了正在中央信托局上班的袁永熙，作了一番临终嘱咐。他对女婿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是从政而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终至不能自拔，如今悔之晚矣。”然后默然了好一会儿，话锋一转，切入正题：“政治这个东西不是好弄的，你和怜儿（陈琏小名）像现在这样，凭自己的本事，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不是很好吗？千万不要再卷到政治中去了，千万，千万！”
可叹的是，陈布雷这一番推心置腹的嘱咐，并不能指点迷津。女儿女婿，终究还是按自己选定的路走了下去，哪怕是走成了火海刀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