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的中国，一方面沉浸在击败日寇、重新迎来和平的喜悦中；另一方面，在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上，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势力，各执一词并激烈冲突，中国前路未卜。而美国和苏联则也积极介入中国局势，试图将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东方大国拉入己方阵营。
但是，当时的各方，无论国民党、第三势力、中国民众、美国方面，都没能预料到中共后来的所作所为，也低估了中国对世界格局和人类发展的巨大影响。
战后的国民政府，由于第三势力激烈批评，作为盟友的美国也对国府有所嫌弃。而中共给外界的印象，却是淳朴而富有理想主义，朝气蓬勃充满希望。国内各界民众对国府的抗议从不间断，知识分子对政权的批评也十分激烈，美国也拒绝对国民政府进行更多军事和经济援助，坐观国共冲突的成败。
但当中共统治了中国大陆、垄断了权力，就将投诚的敌人、中立分子、同情中共者、中共内部不够忠诚者，纷纷除掉，即便不死的，也被斗的死去活来。例如镇反运动，就将已投诚甚至“起义”有功的、以国民党人士为主的数十万至更多人处决。这些，当然是在国共争霸中动摇、中立、同情乃至最终选择支持中共者，完全没想到的。尤其那些被处决者，临死之前，有些完全懵了，有些则必然肠子都悔青了。
1947年的中国东北四平市，国共内战正酣。国军名将陈明仁固守四平，击败了林彪率领的中共军队的围攻。陈明仁看到中共军队在国军阵地前尸横遍野，不禁十分伤悲。他知道中共军队也是为理想而战，而国军同样是为中国的统一与民主，手足相残又是何苦？这也是当时许多国军官兵的想法。相对于在抗日战争中的坚定与勇气，内战中国军士气低迷的主要原因，就是大家不认为内战是必要的，且许多人内心同情敌对的中共，认为中共官兵更有理想和值得尊敬。
国军普遍是这样的心境，当然没有坚定的决心和态度歼灭中共，甚至明里暗里“放水”。在国共内战中最具决定性的淮海战役（即国民党所称“徐蚌会战”）中，国军司令杜聿明、邱清泉等人基本看穿了当时潜伏在国军中的共谍郭汝瑰拟定的战役计划的用心，如邱清泉就对郭汝瑰说：
“你今天这个部署就等于当年项羽在垓下的部署，今天陈毅从济南下来，也就等于刘邦当年的情势一样。而今时代变了，战略地势没变，我们现在在九里山，也就是当年项羽失败的地方，这个部署非蹈历史覆辙不可！”
但是，郭汝瑰并未被逮捕，杜聿明等人甚至最终还采纳了他的战役计划。而淮海战役中，国军虽有兵力、装备、地形等各种优势，但从上到下战心不坚、胜意不决，甚至严重“放水”。而中共则软硬兼施、势在必得。在战役中，中共还给被俘的国军发路费，留下参加解放军还是回家，哪怕回头再参加国军，都听凭自愿。这样一来，许多国军不仅利益上不愿追随国民党方面，情感上也都不好意思再和解放军死硬的打下去了。中共组织的支前民工，虽然基本出于组织压力，但很多也是因获得分配土地而真心为解放军推小车送给养。最终，“60万战胜80万”，中共取得了淮海战役的最终胜利，成为国共内战的转折点、决定了国军失败和中共胜利的全局。
我想，这并不是杜聿明等人的技术性失误，而是他们并没有必须战胜中共的决心，甚至一部分国军将领，在内心深处厌恶自己效忠的国府、暗暗希望中共胜利。
而后来的平津战役、渡江战役更是反映了国军从上到下皆无战意、内心希望中共统治中国的心态。这两场战役中双方都伤亡很少，北平直接和平“解放”，即便发生战役处（如天津、江阴）也很快结束战斗。而民国首都南京及武汉、广州、成都等极为重要的城池，国军几乎不战而降。或许当时国军上下都被中共开明进取的形象吸引，不愿违逆“历史潮流”。于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就在各方主动被动的配合下完成了。
而工人、农民、学生，更是普遍同情中共，有些加入中共，有些对中共持善意的中立。即便对中共原本没有好感的大城市市民阶层，也并不强烈反共。尤其在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后，城市市民也越来越厌恶国民党，不少人都期盼中共“改天换地”。中共所说的“民心向背”，在当时一定程度的确是事实。
中共对于各路人士，也是积极拉拢、好话说尽。不仅对相对中立者各种许诺，对亲共的国民党人士包括高层都伸出诱人的橄榄枝，承诺将建立一个基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联合政府、保障公民各种权利与自由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这进一步让各方倾心中共、支持中共。
正是在这样的民意下，中共才以弱胜强、意外击败国军、国党、国府，成为统治中国大陆的主人。
可当它掌握了所有权力，不再受国军威胁和在野力量制约，就迅速翻脸。那些在镇反中即将被处决的国民党人，必然想到当年对中共的好感与同情，简直是鸡怜悯黄鼠狼，瞎了眼蒙了心；在“三大改造”中破产自杀的资本家，也恨自己听信中共宣传，没有及时携款跑路或捐资反共，最终几十年的辛苦尽数丧失，自己也成了十里洋场高楼下的一具具尸体；大饥荒中的农民，许多都当过支前民工、曾经给解放军推过小车，如今却全家即将饿死，逃荒要饭都被包括解放军在内的各种暴力人员打死打残；而曾经为中共获胜颇有功绩的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特工人员、起义投诚人员，文革中基本都没有幸免的遭残酷批斗。他们虽然嘴上还仍然说忠于共产党、忠于毛主席，可起码部分人心底里必然悔恨的要发疯。
但是，晚了。这时这些人后悔、想反抗，都已无用。连中共内部试图挑战毛泽东权威的人，如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刘少奇、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解放军统帅和国家二号人物林彪，都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死亡（前两位生前还饱受羞辱），何况那些中共党外的人士呢？虽然也有一些前国民党要员在各种运动中被当成“吉祥物”般得到“保护”，如陈明仁就得以善终，但绝大多数前国民党员、第三势力知识分子、地主和农民，都下场悲惨。
当1974年已处于弥留之际的陈明仁，回忆惨死于镇反、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的国军同袍战友们，再回想自己在1947年四平战役中对倒毙战场的中共军人的恻隐，会否觉得自己这种慈悲显然用错对象、悔恨自己没有彻底歼灭林彪所部、守住东北了呢？在文革中被整得尊严扫地的杜聿明，是不是也后悔在淮海决战时没有全身心投入、彻底粉碎中共的攻势呢？而早在镇反中被处决的邓玉麟、夏之时、何海清等数百名曾参加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对汉族和中华民族劳苦功高的国军将领，威风凛凛戎马一生，却死于属宵小之辈的刽子手的枪下，连仔细回忆人生的机会都没有了。“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两千年前兵家先驱的教诲，他们没有铭记，而是被中共的花言巧语和其他邪恶势力暂时的蛰伏迷惑，最终导致失败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