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生这次的五月骚动事件以后，英国政府才亡羊补牢，设法想控制华侨学校，英国政府建议愿每年补助侨校四百万美元，如此将能使维持学校的中国父母们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但受严密组织训练的学生们迅速采取行动，经常总是由各校差不多百分之百学生团体签名的请愿书，立即送到各报攻击英国政府的这项建议是想‘摧毁中国文化’的阴谋。同时学生的‘代表团’（称为长臂帮）分访家长、老师及训导主任，恐吓他们不许说话。
一次古怪的访问
当此项反对补助的运动正在进行之际，有一批学生曾经向我作过一次古怪的访问，一天晚上，十点半钟，一批男女孩子来我家里见到我的女儿，他们说有一封关于补助问题的信要给林校长，我女儿问他们的姓名，却无一人肯说，信后亦未署名，我当时已经就寝，第二天早上这封信即已登载报上，并且说是‘林校长拒见代表团’。
恐怖主义获胜，华侨拒绝补助，共党并且公然藐视英国当局，其对学生控制之紧，竟能为四月二日的新加坡选举而发动一次一万名中学生之中有百分之九十六的人参加的罢课，以威吓选民。学生们的狂乱──恐怖主义，揿门铃，吓家长──是共党支持的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胜利的主因，该党竞选四席得三席，其中一人获票百分之七十八，票数之多，无与伦比。
陈六使早已软化
对于南洋大学，共党尚无学生可以运用──我真不敢想一旦我们开学其烦恼又将如何──但是他们在华侨学校中的成功，亦与他们对我的成功直接有关，在赢得对于各个学校的把持控制中，他们已经击败了当时支持南洋大学的一些人。比如说，陈六使暨其家人至少是三个牵涉到补助纠纷的学校董事，他既然多年来都不能敌得住十几岁的小共产党徒，则其现在之不能保卫南洋大学自不足异。在我的校长地位危机开始时，陈六使已经早就软化了。
关于共产党对付我的真实详情，除阴谋重重的新加坡侨领阶层之外，局外人恐怕永远无法知道。共产党利用人事关系，层层圈套，但其基本原则是极其明白而为大家所熟悉的，他们对南洋大学新加坡委员会中的中立份子及拥护中华民国的人士用功夫。他们尽量利用大家的一种恐惧心理，诚恐共党终将在东南亚获胜，这种恐惧心理自奠边府失守之后已大为增加。他们又激起一种个人损失的恐惧。恐惧商业上的报复，恐惧到天下定局时，他们押错了赌注，其次共产党还利用利诱和裙带关系。
李光前偷偷摸摸
事情很快就变得非常明白，有一个人是北平政策的主要工具。此人是李光前，六十六岁，为人机智而刻薄。仪表很好，完全是个玩世不恭的商人。我认识李氏已有多年，二次大战时他住在纽约，我们即相互认识，李光前也和陈六使一样，当日本溃败后的混乱期间，在新加坡大捞一笔。不过自此之后，陈六使的行为大致上都还合法，而李光前则还有一点偷偷摸摸的勾当。
当韩战其间全世界搜求橡胶时，李氏发了一笔大财，有人估计高至两千七百万美元，其中一大部分是在一九五一年联合国尚未对朱毛匪帮及北韩实施战略物质禁运以前，将约二十万吨橡胶销售共党市场的收获，大家都知道他是马来亚的豪富之一，估计他所控制的天然橡胶贸易，当为全世界总贸易量的八分之一。
李光前与陈六使二人都与另外一个重要人物，陈嘉庚有密切关系，陈嘉庚以前也是新加坡的巨商，其态度明白同情共党，一九四八年离开新加坡。陈六使和陈嘉庚是同一个村庄的小同乡，在商业上是陈嘉庚的被保护人，李光前是陈嘉庚的乘龙快婿，在中国社会这样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陈嘉庚于一九四八年离开新加坡前往北平，他今天任职共匪的‘侨务委员会’，一个专在华侨社会中从事破坏工作的机构。
陈嘉庚幕后指使
当一九五三年初有南洋大学之议时，李光前就表示反对，他虽然家财万贯，却不愿捐献一文，只说愿意至一九五七年底时再捐出届时捐款总额的十分之一，而一九五七年底时大概我们也不复需要他的捐款了。他在建校计划初进行时，采取一种壁上观态度，然后至一九五四年底时，又突然变得非常有兴趣。他的私家报纸‘南洋商报’（新加坡最大的中文报纸）坦率主张应该请他出任理事会的委员，而李光前自始的唯一明显目的就是要赶走我。
在这情况暧昧的阴谋诡计之中，新加坡当地的若干报纸，无论是左倾的及右倾的，都刊登了一则消息，说李光前至少是在接到北平陈嘉庚的一封信后，才有此突然行动的，而陈嘉庚的信就是指示要驱逐我，有几位董事也向我承认这一点，并且告诉我说，其余的信件都是寄到‘颐和乡俱乐部’（译音，指怡和轩俱乐部）的，颐和乡俱乐部是个亲共的社交团体，挂着毛泽东的像。据说从中转信的人是一个颇有力量的董事。与陈六使关系密切，其态度是极其亲共的。
但是在东南亚拥有庞大势力的李光前为何对于来自北平的命令服从之不遑呢？无人能作确定额定答复。如说他是个受过训练服从共党纪律的共产党员，似乎不大可能。最可靠的推测还是：他是陈嘉庚的女婿，他显然深信新加坡终将落入共产之手，莫如识时务现在合作，以后也许可以保全财产，这几种原因的结合，使他跟从北平的命令惟恐不及。但无论如何，自十二月以后，所有对付我的行动，几乎都可以追根究源到李光前。
大商贾一毛不拔
李光前和他的一帮人（其中若干人是南洋大学新加坡委员会的委员）在幕后对陈六使以及其他重要人物大用工夫，使他们转而反对我。于是对我的冷淡的人日多，对学校的捐款日少，一些知道谁是头子的商人们，已不复对捐款有兴趣。至年底时，所募集的款项，不是以前所答允的三百三十万美元，而仅只一百三十万美元。并且几乎半数是来自新加坡最贫苦的华侨，踏三轮车的、理发的、街上的小贩、店里的学徒。陈六使本人只拿出四十万美元，不是他所保证的一百六十万美元。其余的一些大商贾，包括中华商会的主席在内，是完全不守诺言，分文不出。小报对我的攻击，也较前激烈。有一次甚至想入非非地登出一个面貌似我的人的照片，标题是：“林语堂的兄弟，抽鸦片的承揽殡葬人。”同时，我收到一封匿名信，恐吓我如不辞去南洋大学校长职务，生命就有危险，在朋友们的忠告之下，我一家人由花园平房搬至公寓以策安全。以后数星期内，英国当局都派了一名便衣警卫在我出门时与我同行，甚至在我往电影院时亦不例外。我并且还记住一个秘密的警察电话号码，要我在情况稍有可疑时即拨电话通知。
共党一向的惯技
如同共产党一向的惯技，他们对于他们真正反对林语堂的地方──我要使南洋大学成为一个真正自由大学的决心──是从未提到。却另外找一个题目──我所提的一九五五年预算──来摊牌。我的预算预定于二月十七日，由新加坡委员会开会讨论。一向对压力低头的陈六使在那时以前已屈服于李光前，实际上已同意摧毁他曾经极于想建立的南洋大学。会议特别未邀我参加，其经过情形就有如军队操演一样。担任主席的陈六使首先攻击我的“浪费”，然后是李光前的几个喽罗，包括他的私人秘书在内，发表一连串的恶毒演说，要我辞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