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后三星期的谈判中，永无止境的新要求使我倍感掣肘，甚至连我对课室桌椅的计划也坚持要我修改。我将我所提的预算削减至再也无法削减的程度，由一百九十万美元减至七十万美元。为证明我的诚意，我同意将校舍的设计营建全部职责交于董事们所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对于谈判代表所提出的每一个点我都无条件投降。甚至陈六使公开说，他先前之答应在一九五四年底筹集三百三十万美元，只是因为想给我“一封动人的信”，并且那封信是别人代笔，他只不过签个字而已，所以不能负责，这样的话我都漠然容忍。
陈六使拒不见面
事情的最后几幕，虽然也许是杀鸡用牛刀，用错刀场合，但却是地地道道的共产党作风，要是在北平演出那就更适当了。至三月十一日，虽然我已同意了他们的一切要求，诸位董事先生却不加解释地突然断绝了谈判。接着是八天的沉默。陈六使甚至拒不与我会面，三月十九日，谈判代表再度露面，郑重其事地向我提出一项新要求：我所建议为学校图书馆于一九五五年购置的九万册书籍，着即提出书名人名的详细清单。接着是两天后，李光前的报纸用大字标题攻击我，说我提出“一项不可能的要求……想独自控制学校的数百万元经费”。
我曾经亲函陈六使要求他与我面谈，结果是如石沉大海。而他则于三月二十五日又召开一次新加坡委员会的大会，仍旧是不邀我出席。会议历四小时半，全部时间都是对我的恶毒攻击；陈六使自己也发表一篇演说，是李光前手下代他捉刀的。召开会议的名义是考虑我重订的预算。但事实上预算压根就未讨论。七天后，我提出我自己以及抵达新加坡的十一位教授的全体辞职书。
于是我下令撤退
干戈竟于一夜之间化为玉帛，陈六使个人捐出我们全体的遣散费，十万美元。在我们的辞职于四月六日正式宣布后，李光前的报纸出现一条新闻报导说：“自从林语堂辞了职，从他来这里以后就停止了的南洋大学捐款，现在又开始源源而来，怡保的某某君捐了两块钱。”
我的辞职会是一种错误吗？或者是对于那些要我奋斗到底的自由世界的朋友们，我失信于他们了吗？我想不是。我在有意为难而毫无希望的谈判中，足足撑持了五十天。一切都已明白，除非我放弃我所主张的一切，我就不得不辞职。用一句军事术语来说，阵地已经是无法防守，全世界都显然认为这支守军，我和我所聘请的教授，可以牺牲。于是根据冷静的普通常识，我下令撤退。
但更冷静的，我现在要求有权利发问：难道自由世界也认为新加坡的八十万华侨可以牺牲吗？全东南亚的一千二百五十万华侨可以牺牲吗？说得爽快一点，东南亚也可以牺牲吗？
勿让南大入魔掌
英国在一种不可能的情况下，在新加坡有不平凡的优越表现，但是显然仍旧有些步骤是他们现在可以采取的。譬如说，在各个学校中实行恐怖主义的六十名共党学生，英国当局都知道其姓名，根据新加坡的紧急法令都可以将之驱逐出境。同样地，有极多的证据可以将李光前这样的人作为不良分子驱逐出境。
英国现在愿意让南洋大学转入一个共党爪牙之手，或是让一个过于懦弱而不能抵御北平从后牵线的人来接办吗？英国自然知道共党将如何利用南洋大学，因为大家都晓得北平已命令其海外的尾巴留在原地，渗透进入当地学校，不要回大陆求学。
倘使英国任令南洋大学成为一个共党的工具，在英国远东根据地的神经中枢制造出许多经过政治思想训练的选民，则英国在马来亚剿共所花费的千百万英镑和成千成万的性命，均将是付诸东流。想在新加坡与共党共存只是投降的饰辞而已。
英方步骤太消极
但无可避免的，所有英国能在新加坡采取的步骤，本质上都是消极的。根本问题是要停止该地华侨之中的漠不关心和失败主义的侵蚀，并且设法激励侨领们为拯救他们自己而奋斗的意愿。在香港的中国人已经表现出这是可能的。
香港的人早先由于爱国心的驱使，倾向共党，认共党为一个“强大、统一的新中国的象征”的情形，已经全然改变。今天，他们已是世界上一部分最彻底反共的中国人。
不过香港人因为居住中国大陆边缘，对于共党的万恶有真切的认识。新加坡则远隔重洋，四周的情况暧昧而模糊，一方面是英国对于共党游击队久久拖延而未能获胜的战争，另一方面则有印尼的中立和动摇影响。要使世界此一地区的人民相信希望犹存，西方就必须有行动表现，例如，对于越南及台湾危机的处理，都是行动表现的机会。我们必须表现出我们能够并且一定要遏止，决定性的遏止共产主义，苟不如此，新加坡以及世界那一个角落的其余部分就必然会继续远离我们，而终至于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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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中国文学家、发明家。福建省龙溪（现为漳州市平和县）坂仔村人[1][2]，乳名和乐，名玉堂，后改为语堂。林语堂父亲林至诚是一个基督教牧师，但他详尽探索中西方哲学思想后，于晚年才真正成为一名基督徒，其哲学探索历程记载于《信仰之旅》一书，他尝自提一副对联曰：“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1912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英文，1916年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于清华大学英文系任教。1919年赴哈佛大学文学系留学，并于1921年获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语言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1920年与廖翠凤女士结婚。
1923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同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到武汉任中华民国外交部秘书。随后的几年当中，他创办多本文学刊物，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对之后的文学界影响深远。1924年5月将英文的"humor"译为“幽默”，有人说这是中文“幽默”一词首次出现，其实并非如此，这只是首次把英文中的humor对译为中文中的“幽默”。
1930年代林语堂所编著开明英文读本，与张其昀所编初高中地理和戴运轨所编着初高中物理教科书鼎足而立，成为全国各校通用之教材。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撰写《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1939年）、《风声鹤唳》（1941年）等作品。《吾国与吾民》介绍和译述中国的传统思想、哲学和文化艺术，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性格、精神作出了叙述，为当代欧美人士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著作，有许多著作都被再翻译成其他语言，作品风行各国。《生活的艺术》更是所有著作中，译本最多，销路最广的作品。1944年到重庆讲学。
1947年林语堂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后到巴黎写小说《唐人街家庭》。1948年返回美国从事写作。1954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受聘担任首任校长，但后来由于经费等问题，与南洋大学董事会意见不合，在大学开学前离职[3]。
有鉴于那个时代的中文检字技术不够发达，学术界普遍不满意康熙字典之部首检字法，乃倾家荡产全心研究中文检字法则，历经“汉字索引制”、“汉字号码索引法”、“国音新韵检字”、“末笔检字法”、“上下形检字法”等，终在1947年，发明了“明快中文打字机”，1952年获美国专利；“上下形检字法”后来也用于《当代林语堂汉英词典》，并曾授权给神通电脑公司作为其中文电脑之输入法，神通称其为“简易输入法”。
1966年定居台湾，论古说今的杂文，后来收集在《无所不谈》一集、二集（1967）中。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他于1972年和1973年被国际笔会推荐为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逝世，同年四月移灵台北，葬于台北阳明山仰德大道林语堂故居后园中。
林语堂有三位女儿，分别为林相如、林太乙及林如斯。1989年林太乙记父亲之一生，出版了《林语堂传》。
政论演说
1945年的“关于中国该怎样统一”舌战林语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