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严重贫富分化，有的贫困村还没有通电
中国经济风雨飘摇，中南海将“扩大消费”当作救命药。从去年12月出台《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到今年7月31日《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20条”），口号嘹亮，但是消费就是无法提振。
9月15日，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2年1-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39,733亿元，同比下降0.2%。今年1-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2,281亿元，同比增长7.0%；7.0%的增速乍看不错，但这是建立在去年同期的低基数基础上的。而且，2022年8月—今年8月，从同比来看（下图），增速大幅震荡，显示消费不稳，远不及预期。
从环比来看（下表），12月中有5个月是负数，除今年2月外增速很低，显示消费增长乏力。
为什么中国消费提振乏力呢？根本性原因之一，是中共不敢直面限制中国人消费的体制性、结构性因素，出台的政策都是毛毛雨，连地面都打不湿。中国经济大难临头，中共当局却基本丧失了断臂自救的能力。
本文概说中国消费不振的三个深层因素，以此揭示中共经济体制的掠夺性。
一、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的占比太低
习近平在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说，“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需求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费不足。为什么居民消费不足呢？其总体直接的原因是居民收入消费占GDP比例过低（也就是老百姓到手的钱太少）。这已是经济学界的共识。
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官方数据，2022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其中工资性收入20590元，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55.8%；经营净收入占比16.7%；财产净收入占比8.7%，转移净收入占比18.7%。36,883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只相当于2022年中国人均GDP（85,698元）的43%，相当低。
来看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的占比。横向比较看，2020年美国为83.4%，印度为76.9%，德国为60.7%，全球平均水平大约在60%左右，而中国2019年数据仅为44.7%（这个数据是基于国家统计局组织实施的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李克强“6亿人每月收入1000元”也来源于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非金融交易）中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则大不同，但公布相当滞后）。
纵向比较来看，2000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是46.7%，2022年降到43%，下降了3.7%。
其实，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占比中的持续下降，是因为居民收入增速长期低于GDP增速。例如，1990~2010年，GDP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6.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3.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1.4%。
为什么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跑不赢GDP增速呢？这就是中国的分配制度出了问题。总体来讲，GDP这块蛋糕中，政府和企业分的多，居民部门自然分的就少了。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政府部门成为最大的赢家，财政收入增速长期超过GDP增速，“国福民穷”。
二、中国贫富差距太大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是普遍贫穷，仅仅几十年，中国就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这绝不是一个经济学上的贫富分化的自然过程，而是一个令人难以想像的体制性、政策性的掠夺过程。
测度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是基尼系数，中共官方自2003年开始统计，当年的基尼系数为0.478，已经超过0.4的警戒线，显示居民收入贫富差距过大。但奇怪的是，官方数据总是维持在0.46-0.49的区间（2022年为0.474），这就像中共的天气预报，酷夏温度最高总是在39度。
国内外的多项独立研究，则揭示中国收入不平等远高于此。例如，中国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2年12月公布的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称，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而美国密歇根大学2014年4月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的基尼系数约为0.55，美国为0.45，中国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美国。更远超中国的近邻日本（基尼系数长期维持在0.35左右）。
测度居民收入差距，中共国家统计局还有个五等分数据，简单来说就是所有居民的收入分为五个20%的等分，然后对每一个等分取平均值。数据显示，最低收入的20%家庭在2013年到2022年的十年间，收入都不足最高20%收入家庭的十分之一。中下收入20%家庭的收入在20%左右浮动，中等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最高收入家庭的比例在35%以下。换言之，全国有至少一半的家庭年收入不到高收入家庭的20%（2022年度，中国高收入家庭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9万元），他们的收入在3.0万元以下。
经济学家李迅雷把国家统计局五组数据分别合并成两组，分布如下图，显示过去这些年来，中低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中等以上收入组的收入差距，相对差有所收敛，但绝对差在扩大。
在收入基尼系数之外，还有财富基尼系数。中国财富差距方面，比收入差距更显着。据网红经济学家任泽平《中国收入分配报告2021：现状与国际比较》，中国财富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599持续上升至2015年的0.711，随后有所缓和，降至2019年的0.697，但2020年疫情冲击下再度上升至0.704。2020年中国财富排名前1%居民占总财富的比例升至30.6%。
今年3月10日发布的2022年度《胡润财富报告》则显示，位于金字塔顶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4.9万户，占全国总户数4.9亿的万分之一，这些家庭每户都至少拥有3,000万美元的可投资资产。换句话说，平均每一万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的可投资资产在2亿人民币。
中国如此贫富悬殊，“想消费没有钱”叠加“有钱不想消费”，消费如何能提振呢？
三、居民部门杠杆率剧增
中国居民负债状况，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今年2月的一段话说的非常清楚：“我国居民赚100块钱，要拿出15块还债，如果算上房贷负债，可能‘债务还本付息额/可支配收入’要超过50%。”这不仅抑制居民消费、降低居民储蓄，还威胁金融稳定。
事实上，2008年以来，中国居民负债飞升。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等人研究显示（下图）：2008-2020年，仅仅12年，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债务/GDP）就由18.2%上升到72.5%。这个数度是没有先例的。比较而言，居民杠杆率从20%提升到60%，美国从1949年到1989年花了40年，日本从1964年到1988年花了24年。而且，同期，全球及主要发达经济体国家的居民杠杆率逐步下降（例如，2008Q1-2018Q1美国居民杠杆率下降了21.3个百分点）。
按照中国国当前的人均GDP水平来看，居民部门杠杆率明显偏高，超出全球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左右。
李迅雷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居民债务收入比从2013年的68.7%一路上行至2020年的119.7%，并且已经超过日本、美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居民的债务扩张速度已经远超收入增速，居民端的负债压力不断增长。
中国居民负债主要集中于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这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不同）。居民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加上公积金贷款、“首付贷”等，居民实际的住房相关贷款占居民总负债的比例在70%以上。可以说，中国畸形楼市已经绑架了中国人的消费。
结语
在中共体制约束下，通过一次分配和再分配，居民部门在GDP这块蛋糕中的分的份额明显偏少；已经偏少的蛋糕份额中，一小撮人又攫取了其中的大部分，绝大多人的人就都成了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相当有限；而且，中共又操纵房地产市场从中大捞一把，很多人房贷负债很重，自嘲是“百万负翁”。
中南海空喊“共同富裕”、“扩大消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而不是真正解决上述三个深层次问题，不改掠夺本性，中国人的消费永远也提振不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