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认为，中共医疗反腐是以群众斗群众的方式转移社会矛盾，但中国医疗腐败源自中共自利性体制，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自负盈亏的医院不得不成为一个逐利机构。(CHAI HIN GOH/AFP)
从今年7月份开始，中共当局掀起一股医疗反腐旋风，随后因为各地医院与医护人员纷纷躺平，门诊量、手术量和用药也都大幅下降，影响到正常的医疗秩序。中共卫健委官员不得不出面降温，医疗反腐草草收场。
分析认为，中共医疗反腐是以群众斗群众的方式转移社会矛盾，但中国医疗腐败源自中共自利性体制，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自负盈亏的医院不得不成为一个逐利机构。
医护人员躺平医疗反腐草草收场
根据公开信息，迄今为止，已有近200名医院党委书记、院长被查，既有知名三甲医院院长，也有基层医疗机构负责人。
这场医疗反腐旋风，给医疗从业者带来了一阵紧张与恐慌，各地医院与医护人员纷纷躺平，门诊量、手术量和用药也都大幅下降。
陆媒报导，华南某省会城市三甲医院的一名医生指出，医院的骨科、眼科手术量大幅下降，原本可做可不做的手术，现在一律不做。因为现在医院内部管控严格，往往一台手术下来，医生“挣的还没被罚的多”。
这名医生还透露，如今各医院都有调查组进驻，审计账目、巡查院内，在他们医院，一些科室的医生最近轮着休假，按时下班，这在之前十分罕见。
网上流传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一份文件显示，本次医疗反腐有三点：一是集中整治活动为期一年，二是上交不当得利的时间是十八大以来（2012年以来），三是上交多少钱是以你上交到可以安心睡觉为止。
某大城市三甲医院医生黎明（化名）对大纪元表示，现在医院通知，要求医生自觉把钱上缴给纪委的专帐，这不是个案，现在大家都在交钱。目前不是说每个人而是陆陆续续有些人去交钱，每天都有去交钱的。
“这个反腐也让人心惶惶，现在每个月都通知，要把过去几年的一些收入补交出来，做为反腐倡严的一部分，对医生来说的确有一定的打击。”
他说，现在医院里面的绩效考核，一天要看多少病，开多少药，非常严格的考核制度，所以是忙得不得了的，累得要死。
医疗反腐已经影响正常的医疗秩序，社交媒体上充满了医生、医院躺平的帖子，引发公众不满。互联网创业者沈彤在X平台上写道：老妈很多同事需要从医院拿高血压、血糖这些药，现在不能直接拿了，要医生处方笺。反腐搞得如火如荼，医生不太敢开，这就死循环了。
但8月下旬官方媒体就很少看到医疗腐败的言论与个案了。卫健委官员郭燕红在9月8-10日中国医院院长论坛讲话中，要求“三不得”、“一保障”，尤其是“医疗反腐要把握分寸，不得随意扩大集中整治工作范围，正式为医疗反腐降温，看起来这场反腐又是烂尾收场。
（梁少华提供）
前北京建设银行法律部门负责人梁少华律师对大纪元表示，据我所知，很多普通医护人员收入并不高，很辛苦，经常在加班。中共把这个矛盾转移到这里，根本上的问题是：中国很多人看不起病，得不到医疗，没有医疗保障。
对于这次大张旗鼓的医疗反腐，大陆西南某医院齐医生对大纪元分析说，医疗反腐不是为了反腐，而是对医疗行业以前官方默许的一些灰色收入和利润进行挤压，重新收回到国家财政，填补医保基金因疫情防控所产生的亏空。
“现在政府医保中心都没钱了，疫情都可以冒名顶替，比如在门诊用这个名字来顶替看病，因为是免费的嘛。现在医保收费查得很严，你要多收了的话，就不给你医院报销，所以医院就要病人去自己掏腰包。”南京某医院护士张尚明（化名）告诉大纪元。
黎明表示，医保这块现在报的东西是越来越少了，而且城市差距很大，像北京的最高可以2万，一般城市有几百到1500元。为什么北京房价这么高？北京的医保很高。
“医院现在很艰难，医保不能报销的钱，一般很少由医生、医护人员来负担医保报销部分，相当部分是由医院来承担，医院都在吃老本的，每个医院都是吃老本，补贴这个药费。”他说。
制度导致腐败转移社会矛盾
医疗反腐过去曾有过，但这次被评价为“史上最强”，协调部门从去年的9部门增加到了今年的14部门。
自2019年以来，中共当局把反腐的矛头对准“民生领域”，涉及到所谓教育、医疗和住房“三座大山”，房地产、教辅行业先后成为靶子后，医疗腐败成为重点关注领域，当局试图用反腐来转移社会矛盾。
余茂春在最近的节目《中国内幕》（China insider）中对本轮医疗反腐评价说，“中共反腐总是只找症状，不敢找出根源。”
有网友评论说：是谁把医院推向了市场，取消了政府对医院的拨款？是谁制定的医疗收费价格，药品的价格？是谁确定医保病人自费的比例？是中共政权！
实际上，中国医疗腐败源自自身结构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共当局为了甩掉财政包袱，让医院自负盈亏，医院成为一个盈利机构，通过患者付费、药价虚高销售的方式获取收入，患者常常要为一些不必要的服务和药品买单。截至2015年，药品费占中国医疗服务总支出的40%，远高于经合组织20%的平均值。
与此同时，根据世界银行报告，中共政府补贴一直呈现下降趋势，截至2009年底，政府补贴平均仅占公立医院收入的约10%，其余90%收入则来自付费服务和药品销售。
2017年医药分开后，药品销售有所收敛，医院又想出新招，给病人提供不必要的仪器检查，收取高昂的仪器检查费用。由于中共制度上自利的根源，当局的每一次医改，都避开了医院和医护人员的贪腐。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曾撰文写道：基于层级式的集权体制，政府官员只知道对上级而不是对公众负责。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不是来自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制度化的谈判，而是来自政府单方面的恩赐：政府更多地把医疗卫生服务当作慈善，而不是人民应该拥有的权利。
“由于缺乏政府全额投入，原本应是非营利性的医院在政府行政权力的庇护下变成一心向钱看的怪胎。在缺乏足够监管的情况下，公立医院对收入的竭力追求进一步抬高了卫生总开支。”
中国医疗腐败源自自身结构性问题(LIU JIN/AFP/Getty Images)
梁少华评论说，这种运动式的反腐，短时间内感觉有效果，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中国的医院，三甲医院、大医院，大部分都是国有医院，都归党的领导，按法律来讲是非营利性的机构。
“在医疗产业化之后，医院从本质上就是国企，很多大医院每年能营收几百亿，比国企都厉害。在营利、领导体制方面，跟国企没有本质的区别，包括医药审批，都是党的权力。现在这种头疼医头式的反腐，估计热闹一阵子就完了，不可能真正解决医疗领域的腐败。”
陆媒报导，药品、医疗设备、耗材采购等重要决策权大都集中于“一把手”，“关键少数”涉案较多，中共卫生法学会副会长郑雪倩说，2013-2021年间2900多例涉及医疗领域的刑事判决书中，医疗器械行贿受贿的占比最高，行政决策环节受贿的比例最大。
有网友提到，是医生爱贪，还是体制教他们贪？为什么在美国的6000名中国医生没有一个贪？这确实是一个需深思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哪个制度好，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它反腐有个原则，每天到处抓抓抓抓，就是造成一个社会震慑作用，让其他人产生害怕。告诉大家，中国共产党自己查腐有自我纠错能力。”黎明说。
本轮医疗反腐，仍然依照过去群众斗群众的方式，制造民众与医护人员的矛盾，转移视线。梁少华表示，这个医疗反腐，把医护人员和普通民众对立起来，你对医疗不满意，然后花钱多，那我就去抓这些医生，抓这些医院。
医疗不公
中共当局一方面长期医疗投入不足，普通医疗服务价格被拉高，农村地区以及城市的社区医院难以发展。另一方面医疗产业化，导致医疗资源流入大城市和大医院，提供获利性较强的服务。
黎明说，中国的医生工作量巨大，根本原因是资源分配不合理，大病小病都往三甲医院去。下面的那些小医院，基本上都没什么资源的，设备、人员、资金这种医疗资源高度向核心城市的大医院垄断，变成大医院基本上是忙都忙不过来，工作量非常大。归根到底还是管理体系有问题。
而在有限的医疗投入中，大部分都用在所谓的高级干部身上。据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透露，2006年中共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花在了总人数不过850万的政府官员身上。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殷大奎提供的数据还显示，2003年，中国医疗总费用6600亿元，政府只负担17%。而欧共体为80%至90%，美国为45.6%（老人、穷人、残疾人全免费），泰国为56%。众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古巴、朝鲜、苏丹、缅甸等实行全民免费医疗。
2019年的一份CSIS报告显示，本世纪初，中国的医疗自付比例高达60%，现在约29%的医疗费用由个人自付，比例远高于日本，日本2015年医疗自付比例仅为12.9%，德法两国的比例分别为12.7%和9.8%。
报告写道，昂贵的医疗费用一直是中国贫富差距愈演愈烈的一大元凶。2005年到2015年间，中国由家庭医疗支出而导致的贫困差距的比例高于泰国和南非。相较之下，台湾通常会为穷困人口提供慷慨的支持。
黎明表示，政府财政拨款太少，分配不公，这几年的疫情开支也太多，交医保的人也太少。过去三年疫情又花了很多钱，老干部党政部分吃皇粮的就占了一部分的资源，导致一般老百姓的医保就很少。
“现在医保也涨价了，农民工医保是每人380块一年，五六个人的家庭一年就几千块了。但是现在农民工收入很低呀，哪里有盈余，对他们来说还是蛮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