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在中国西南边陲，云南西双版纳的一群年轻人经过不断抗争，终结了持续20多年、涉及千百万家庭、影响一代人命运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百年真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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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在中国西南边陲，云南西双版纳的一群年轻人经过不断抗争，终结了持续20多年、涉及千百万家庭、影响一代人命运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这群年轻人都做了哪些事呢？今天，我们根据丁惠民的文章《在激流与漩涡的中心》等资料，跟大家说说这群“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者。
“上山下乡运动”始于1955年。文革爆发后的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之后，中共再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从1968年起，全国大约有1700万初中生、高中生被下放到农村、边疆当农民，遭了很多罪，实际上是被变相劳改。
到1978年，在云南西双版纳的一群知青对他们的处境实在忍无可忍，于是开始接力抗争。来自上海的知青丁惠民，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三次上书
1978年10月16日，丁惠民写了第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表达了想返城回家的愿望。三百多个知青在信上按了手印。
信被寄往国务院后，国务院批转云南省处理，之后便没有下文了。
时隔一个月，11月16日，丁惠民写了第二封致邓小平的公开联名信，签名者超过万人。不过，信寄出后照样没回音。
又过了一个月，12月17日，丁惠民写了致邓小平的第三封联名请愿信。信中说：
“同样是知识青年，为什么命运如此不同？有权人家的子女早已远走高飞，得意洋洋；有门路的悄悄溜走，不声不响；有钱的买通路子，不翼而飞；剩下的只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家的子女，像一堆被遗弃的垃圾丢在这里！”
“八年了，父母的泪快要流尽了，我们肉体的青春即将衰老，再这样下去，我们实在受不了。我们请求，不求金，不求银，只求让我们回到父母的身边吧！”
当时西双版纳八个农场，除橄榄坝农场的知青没有签名外，其它农场的知青都在请愿信上签了名。其中第四分场的签名，是划破手指，用血书写的。
这第三封信，最终送到了邓小平手上。
抬尸游行
在第一封信发出后，当地还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1978年11月12日凌晨，橄榄坝农场的上海知青瞿林仙临产，她的丈夫翁仕贤赶紧跑到分场，请医生到家里接生。
结果，分场卫生所的所长陈医生却忙于参加酒宴，没有及时赶来。当天下午3点多，瞿林仙终于生出儿子，但胎盘滞留在她体内，迟迟没有脱落。瞿林仙剧痛难忍，出血不止。
之后的几个小时里，瞿林仙先被紧急送到分场卫生所，又被送到总场医院。但最终因救治不及时，大出血而死，年仅24岁。
瞿林仙的死，引发知青强烈不满。他们抬着瞿林仙的尸体，一路游行到橄榄坝农场场部，沿途很多知青加入。他们向场部领导提出改善知青待遇，放行病退、商调回城等要求，场部领导不答应，他们又酝酿把瞿林仙的尸体抬到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去。
消息传到昆明，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担心出大事，责成省委常委、省农林办主任党向民立即赶到橄榄坝，妥善处理此事。
党向民抵达橄榄坝农场当天，先采取三项措施稳住知青情绪：（1）严厉批评农场领导，责成他们向知青检讨、道歉；（2）答应知青的合理要求，为死者举行追悼会；（3）请州委及农场通知死者家长及上海市知青办，来此共同料理后事。
党向民还找不少知青彻夜长谈，终于劝阻他们不再抬尸去景洪。
这起突发事件，给云南知青的抗争添了一把火。
集体罢工
再说丁惠民给邓小平的信发出后，没有回音；知青们想上北京请愿，领导又不同意。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终于，一场大罢工开始了。
1978年12月8日，西双版纳地区农场知青代表开会，选举产生赴北京请愿筹备总组，丁惠民任总指挥，并宣布从12月9日起，举行无限期罢工。
12月10日，中共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结束，不仅声称“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伟大成就”，还强调今后要继续搞上山下乡。
会议通过的文件还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也就是说，农垦知青返城的路被堵死了。
这个消息犹如火上浇油。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的八个农场中，七个农场的知青参加罢工，人数多达三万，农场工作全部瘫痪。
卧轨抗议
12月16日，西双版纳农场第一批40人赴京上访代表团步行出发了。
云南省委紧急指示省农委、知青办、农垦总局、公安厅等组成联合工作组，劝阻上访代表。
12月24日晚，上访代表在昆明火车站登车，不久被赶下来。随后，无论他们到哪里都不许进站。于是，他们步行到一个叫羊方凹的地方，集体卧轨抗议，致使当天昆明连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就连秘密开往中越边境的军用列车也不得不停在那儿。
12月25日，中共中央给云南省委发了三条指示：一，坚持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形成的文件；二，派出调查组前往云南，就地听取国营农场青年职工的意见；三，知青必须停止阻拦火车、妨碍铁路运输的行为。
同时，中央派专员飞到昆明，处理这一事件。
北京请愿
在第一批上访代表行动的同时，12月18日，丁惠民带领第二批赴京上访代表团徒步北上。
12月27日，26名代表终于到达北京。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在金水桥畔打开两个横幅，一条写道：“我们要见华主席，我们要见邓副主席”；另一条写道：“我们要控诉，我们要告状”。
他们的举动引起在场外国记者的注意。当晚，一家外国电台发出头条新闻：中国云南的知青请愿团到达北京。
事件很快惊动中央。傍晚时分，代表们被接到农林部招待所。接下来的几天，国务院知青办、团中央、全国妇联、劳动部、民政部等派人与上访代表座谈。
1979年1月4日，中共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接见了代表。
据丁惠民回忆，大家鼓掌后，本以为能听到王震几句亲切的问候，没想他表情严峻，突然将拐杖往上一扬，又咚咚地在地上狠狠杵，接着就是排炮般的严厉训斥。代表们全懵了，没人敢提返城的事。
王震意识到知青的不痛快，当晚邀请全体代表看电影《巴顿将军》。看完电影，王震说，西双版纳是个好地方嘛，要热爱它；中央并没忘记那里，恰恰相反，要建设好那里；邓副主席说了，不久要大规模投入资金，资金不够，外汇也可以动用嘛！
王震说：“你们的信我已经转达给了华主席、邓副主席和叶帅了。”说完，转身要走。
这时，知青代表刘庭明忽然从后排站起身，大声吼道：“王震，你不准走！你还没回答我们的实际问题！”说罢就往前排冲，当即被警卫反扭住双手。王震愣住了，等他回过神来，对刘庭明一通骂。
绝食割腕痛哭
另一边，1978年12月25日，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赵凡带领的调查组到达昆明。
1月8日，调查组得知孟岗农场知青开始绝食了，于是跑了一夜一天赶往农场。
1月10日下午，赵凡与知青的见面会上，一个叫吴向东的北京知青讲述了自己遭遇的种种不幸。他说：“为了捍卫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刚才（领导）强加给我的‘农场青年职工’的不真实身份，我决定以最后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抗议！”说完，他转过身，从裤袋里掏出一把匕首切腕自杀。
一个患严重心脏病的四川女知青，慢慢走上台，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赵凡面前，大哭着说：“伯伯，救救我们吧……”台下几百名知青全都跪下了，放声大哭，高喊：“我们要回家！”
赵凡也哭了。他说：我也有孩子插队，我也是知青家长，我一定向中央反映你们的情况。
1979年1月25日，赵凡向国务院报送“同意知青返城回家的请示报告”，并提了六条解决问题的办法。2月6日，国务院批准了请示报告。不到3个月，云南农场90%以上知青返回到原来的城市。
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从这一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运动”之所以能终结，云南知青的奋起抗争，不得不说起到了将各种力量激发出来的先导作用。
当然，还有三个大的背景因素：
第一，天时。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文革”，当时已经走到尽头。
第二，地利。邓小平那时正准备发动对越战争。云南处于战争前线，在这个关键时刻不能出乱子。
第三，人和。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提出所谓“改革开放”，争取各阶层的支持。正赶上全国上下都对“上山下乡”不满，有终结该运动的意愿，中央也就不好继续强为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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