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见过一双像那样悲哀至绝的眼睛。是的，我的确没见过。关于堂哥昌荣的事，我是听年龄比我长已是成年人的堂侄阿文跟村中另外几个年轻人说的。
昌荣55年前被大棒加卵石打死于公社附近南溪江畔河滩的那一天，阿文也去了。他说，他走在通往南溪江畔的田边小路上，快走到一半时，昌荣等19名“罪犯”从他身边经过，个个头戴高帽又被绳索五花大绑，昌荣看见他就停下脚步，哀伤地说：“阿文，麻烦你回去以后记得交代我家人来替我收尸。”见阿文点头，好像有点放心地继续往河边走。但，阿文习惯性地用手抹一下嘴角，“那眼神却悲哀得很！”
接着阿文便讲下面发生的事情——实在太残忍（想想，被打死的人中有一名据说是已怀孕六个月的妇女），就让我略掉吧。
直到现在，听人讲起昌荣，我还会想起甚至似乎看见阿文提到的那双我不曾亲见的悲哀的眼睛。
怎能不悲哀？昌荣被打死的头一天，作为“缓期”执行者和陪衬者，他亲眼目睹了我叫二叔的他的父亲等八名“地、富、反、坏”分子被专政群众用乱棒打死在大队部（村公所）那座回形的二层木楼不远处的草坡上，之后又亲手草草掩埋了自己的父亲和其他七名惨死者。我不想去、也不必去分析他父亲被打死那天和次日他大难临头时的心理状态，稍有点联想和想象能力的人都能揣度得到，那么，也就能看到那双悲哀的眼睛。
几十年过去，我也不明白昌荣（包括他父亲）因何获罪而致于死。我能想到的只是他不幸生于富农家庭。
在我幼年的印象里，昌荣是个表现积极上进又好学的青年。大学“老三篇”和大背《毛主席语录》那阵，他爬上高高的梯子，站在仅一根手臂粗的横杆上，一手拿油漆罐，一手拿毛笔，在宗族共享的堂屋先刷了一层石灰浆的黄泥墙上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抄写毛主席语录，我至今还记得其中两条。一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另一是“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八、九点钟的太阳。”
他曾一连三年考县城唯一那所高中，每次考完他都感觉良好，但次次不见入学通知书。也许他至死也不知道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落榜，也许后来终于得知，死心了，放弃了，学校因武斗混乱也关门了。
他在朝气蓬勃得好像八、九点钟的太阳时期，被无端或以莫须有的罪名剥夺了生命，十年后，一张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白纸印着黑字的平反通知书和一张领取七十元赔偿金的通知单一并送到家里，他弟弟忿忿地说：“人死都死了，要这几十元钱干什么！”于是把连同他父亲那份一共四张印着黑字的白纸，气愤地扔到当时给他带回平反通知书的大队干部家中的黄泥地上。
在文革时期，一些人，尤其出身不好的人，其生命贱如蝼蚁，随便一句话，一个借口，就可将他们从地球上轻轻抹去；后期，随便一张白纸印了几个黑字，再加几十块钱，便能了结一切。这样的历史，难道我们还应该让它重演吗？
2023-09-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