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年（1876年）冬，郭嵩焘被清廷任命为驻英国使馆首任公使。上任之初，他提出需要配备一名助手，朝廷让他自己挑选，他就推荐了自己做广东巡抚时的幕僚刘锡鸿充当副手。朝廷因为刘锡鸿是举人出身，资历不够，虽然同意了刘锡鸿担任郭嵩焘的副手，但职务上只任命刘为参赞，比三品的副公使低两级。这让刘锡鸿心有不满，为日后冲突留下隐患。郭嵩焘更是没有想到，自己提拔刘锡鸿成为一名外交官，并在自己的争取下，最终替他谋求到副使的职务，却非但不被感恩，还反目成仇，替自己找了个诬陷自己的对手。
到了出发的这天，郭嵩焘率副使刘锡鸿等随员三十余人启程前往英国，在伦敦设立了清廷驻英使馆。这是中国首次向国外派驻使节，两年后郭嵩焘又同时兼任驻法公使。
按晚清制度，官员出洋附有考察任务，须将所见所闻如实写成日记，上报总理衙门，以供中枢参考。
郭嵩焘正是按照朝廷的这一规定，从出国的第一天起，就逐日记录沿途所见。到了伦敦之后，他将自己出使欧洲的见闻，写成日记《使西纪程》，钞寄了一份呈报总理衙门。书中盛赞西方的人文制度和科技成果，主张中国应研究、学习西人的长处。当时的满清帝国，国门虽然已经打开30余年，但国内风气仍然相当闭塞，满朝官员大多仍睁眼不看世界，自以为是，非常反感有人说洋人的好话。郭嵩焘的这本51天2万余字的日记，在总理衙门为之刻板刊行后，遭到了朝廷内顽固派的攻击漫骂。一时间舆论汹汹，说郭嵩焘的这本书威胁到了满清王朝的统治，慈禧迫于压力，于是发布谕旨，下令毁弃《使西纪程》刻板，并禁止流传。这本书直到郭嵩焘去世，都未能公开发行。
即便如此，郭嵩焘在担任公使期间，仍非常留意英国的政治体制、教育和科学状况，访问了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结识了众多的专家学者，甚至跑到议会旁听英国议员议政，将自己的考察心得不断寄回国内，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为顺畅与驻在国的交流，他在62岁高龄仍坚持学习外语。
通过考察，郭嵩焘从保护华侨利益的立场，上奏清廷，建议在华侨集中的海外各埠设立领事以保护侨民。这一建议得到清廷赞赏，光绪四年（1878年）清廷在新加坡、旧金山、横滨等地设立领事馆，以维护海外华侨的权益。
郭嵩焘在担任驻英公使期间，处理了许多外交事务。他秉持平等交往、不卑不亢、有理有节的原则，遵循国际惯例办理外交，给驻在国留下了良好印象，以致郭嵩焘卸任回国时，英、法两国政府均依依难舍。
然而，在郭嵩焘担任驻英大使任内，他的副手刘锡鸿却处处与他作对。在最初驻英使团抵达英国后，因国书中未写副使姓名职务，刘锡鸿认定是郭嵩焘存心给自己难堪。而郭嵩焘完全没有意识到刘锡鸿会因此怀恨在心。而刘锡鸿一开始也并未表露出来，一直隐忍不发。两人关系仍维持在大体相安无事的状态。
后来，当郭嵩焘的日记被朝廷下旨毁版，刘锡鸿从中看出了保守派势力的强大，于是改变了对郭嵩焘的态度，开始公开与郭嵩焘唱对台戏，甚至于将郭骂为“汉奸”，以换取顽固守旧派的青睐，实现自己仕途的升迁。
刘锡鸿的投靠，得到了朝廷中一帮守旧大臣的支持，这让刘锡鸿大受鼓舞，索性秉承他们的旨意，暗中监视郭嵩焘的一举一动，不断在背地里打郭嵩焘的小报告，采用诬陷手段，编造种种罪状，混淆视听，意欲置郭嵩焘于死地，然后取而代之。
刘锡鸿的持续诬告如愿以偿，得到回报，被清廷改派为驻德公使。也就从这一天起，刘锡鸿变得趾高气扬，处处与郭嵩焘分庭抗礼。更加肆无忌惮地上奏弹劾郭嵩焘，给他列举了十大罪状。其中一些诬告，简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有次参观英军炮台，天气骤变，寒风呼呼，陪同的一位英国将领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因为无人将大衣也披在刘锡鸿身上，他觉得很没面子，便在写给朝廷的报告中，摆出一副爱国脑残的嘴脸，大义凛然地说：“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又一次，巴西国王访英，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同大家一道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外交礼节，但刘锡鸿的精神病又犯了，他攻击郭嵩焘起立是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岂能向小国国主致敬”！
还有一次，中国使馆参加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郭嵩焘接过音乐单翻阅了一下，刘锡鸿被驴踢过的脑袋顿时转不过弯来，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所为，有失国格。甚至就连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待洋人，以及想学外语也都成了罪过。除此之外，他还编造事实，诬陷郭嵩焘在英国人面前诋毁朝政，讨好英国人等等。
对于刘锡鸿的陷害，郭嵩焘倍感愤怒，竭力驳斥，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因为刘锡鸿背后有守旧大臣撑腰，肆无忌惮，两人矛盾无法调和。清政府非但不能主持公道，惩恶扬善，反而在1878年8月，下令将驻英公使郭嵩焘、驻德公使刘锡鸿同时召回，由曾纪泽、李凤苞分别继任英、德两国公使。
光绪五年（1879年），61岁的郭嵩焘与继任公使曾纪泽办理完交接事务后，乘船回国，因心中郁闷，无意仕途，遂称病回籍，于5月5日抵达长沙，从此闲居在家。
刘锡鸿自海外回京后，仍然醉心于仕途，担任过光禄寺少卿、通政使司参议之类的闲职，比起德国公使这样的头衔身份来，自然不可同语。1881年2月，李鸿章的政敌左宗棠进入总理衙门，一心想往上爬的刘锡鸿，认为这是个投机的绝好机会，遂于3月份跳出来，故伎重演，公开弹劾李鸿章“跋扈不臣，俨然帝制”。
这可是大逆不道之罪，意欲置人于死地。但刘锡鸿这次下错了赌注，清廷起用左宗棠的目的，虽然有敲打李鸿章的用意，却并非是要打倒李鸿章，而是让两人相互制约。刘锡鸿因攻击李鸿章，错会了朝廷旨意，被下诏“斥其信口诬蔑，交部议处”，从此彻底终止了他的仕途。
光绪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病逝，终年73岁。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疏朝廷，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未获朝廷批准，答复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
虽然不被朝廷认可，但郭嵩焘却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他在去世前不久的一首诗中评价自己：“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他没有说错。他的有些话，很快就兑现了。比如他说，西方的进步，制度才是根本，满清的洋务运动是无本之术，必将败于日本的全面改革。后来的甲午战争果然证明了这一点。
而他的有些话，直到今天还在警醒世人。他说：“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
更难得的是，他的眼光早已超越同时代人的坚船利炮，他说，“商贾、造船、制器”只是西方的“末”，而“朝廷政教”才是西方立国之本。
也是在郭嵩焘逝世的这一年，因得罪李鸿章而被排斥于官场之外的刘锡鸿，也在郁郁寡欢中黯然去世。
多年后，刘锡鸿的《英轺私记》曝光，人们才发现他口是心非，在朝堂上大骂西方，在日记里却尽说西方的好话。他在日记中夸赞英国“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同样的话在别人嘴里，就成了汉奸，就成了卖国。这和今天的某些人是不是如出一辙？
2024-0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