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李鸿章被慈禧太后任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同各国谈判。这是李鸿章刚抵达英国驻华使馆的情景，迎接他的是英国远征军司令阿尔弗雷德·盖斯利（右二）。1900年。
按：今晨金钟兄发我一微信：“附呈兄一掌故——1900年西太后召李鸿章上京处理列强议和事，李在南方启程前会见梁启超献策：两广独立建国。李婉拒之曰：‘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李抵京签辛丑约，二月后死去。此言之出名胜过他的绝命诗。兄似可一议。时二宫正逃亡，万一不测，孙派欲联李在两广成立共和国，港府支持。推两广总督李鸿章为总统。梁推为上策，孙助之⋯⋯”近代晚期，或说清末民初，有无数迷人细节，或可称痛人时节，会令后人扼腕击节，其中凝聚于李鸿章一人者颇多，所以李中堂在史上留下巨大身影，褒贬两级，后人无可望其项背，今世称李克强为“李中堂”，沦为无知。我在八十年代涉猎清末民初典故些许，也读到李中堂趣闻一二，后亦写入文中。
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从1987年的一个夏夜开始，钱钢鬼使神差地追寻起李鸿章的踪迹来：“我在写《海葬》。我在写100年前的变革。”
他告诉我，有一回他去煤渣胡同寻找当年李鸿章的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杳无踪影，“100年了。什么东西都会面目全非。”
但他却意外地发现了李中堂的故居贤良寺。就在这座古寺的东面，正兴建一座大饭店，那地皮就是当年海军衙门的旧址。“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我们仰望着海军衙门——一百年后的‘王府饭店’，只见这座即将竣工的摩天大楼，在探照灯的照射下，通体闪着银光，巍然耸入夜空。桔黄色的巨大起重机上，写着三个大大的日文字：熊谷组。”
1988年。不吉祥的龙年。中国人浮躁、嚎叫和惴惴不安的一年。大伙儿都在骂物价、骂官倒、骂腐败。上校钱钢却把目光投向整整100年前——
“1888年。中国第一盏电灯在紫禁城里被点亮了。1888年。光绪皇帝即将‘大婚’，‘亲政’。1888年。康有为呈‘上清帝第一书’，未达光绪。
1888年。颐和园正加紧施工。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距离它的悲剧性的大覆灭还有六年；整整100年后，我为它写《海葬》。”
《海葬》可谓《河殇》的姐妹篇。但更有意义的是，它写的正是物质层面变革的悲剧，而这种悲剧100年后恰在中国重演。历史似乎开玩笑式地在作圆圈游戏。
钱钢很早就悟到了这一点。记得大约三年前，他就告诉我他正沉浸在晚清历史之中。那时我还处在“问题报告文学”的兴奋期，压根儿想象不出这位《唐山大地震》的作者能从故纸堆里掘出什么“宝”来。但我深信他的那种“不赶浪头、坐得住冷板凳”的厉害。
我去邀钱钢一道来写《五四》这部片子时，他正在为《海葬》作最后的修订。洋洋十数万言已经写出，他却还被两件或许永远解不开的历史迷团所困惑，白净的脸上满是愁云，劈头问我：
“你相信孙中山曾经冒死去策反李鸿章吗？今天我们想象得出当时李鸿章虽然拒绝了，却鼓动孙中山革命，并愿为他作后盾吗？你相信光绪实际上根本没有给维新党人下‘诛荣（禄）废后’的密诏吗？能设想谭嗣同居然是编造了一个假上谕去策反袁世凯的吗？多么具有魅力的细节啊。历史永远是不可思议的……”
是的，谭嗣同和孙中山都曾寄希望于权威人物。李鸿章虽戴着“卖国贼”的帽子却不是后人所想象的那样昏聩。袁世凯虽然两度成为中国变革的关键人物，但却永远不会是华盛顿式的“新权威”。他们每个人背后都受到文化指令的支配。这诚如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后记》所说：
“历史的必然总是通过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现的……当满清皇帝的个人权威还是至高无上的时候，倘若光绪是另一个人，戊成变法未尝不可取得某些成果。如果慈禧和袁世凯都短寿早死，辛亥前后的局面恐怕也将很不一样。然而即使那样，在有着数千年封建重压而又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大地上，要迈进工业化社会和实现富强，也仍将百折千回，历尽艰险，决不会那么一帆风顺，笔直平坦。”
钱钢三年引而不发，突然向世人托出一个100年前的噩梦，不是比我们笔下的现实改革更意味深长吗？
二、师夷
唐德刚称李鸿章是“四化”祖师爷（办夷务），以海关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约四百万两银子，建成一支“世界第八大海军”，但因为没有“第五个现代化”（改制）而功败垂成；梁启超又说他是“以一人而敌一国”——合肥的克星，就是那个挪用海军经费造颐和园（至少一千万两）、也绝对不肯改制的西太后；日耳曼铁血宰相俾斯麦曾揶揄李鸿章只会打内战，中堂叹道：
“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
最终，他还得背“丧权辱国”的黑锅。
1895年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向伊藤博文签下《马关条约》，赔款白银两亿六千万两、割让台湾，直隶布政使陈宝箴见光绪“泣曰：‘殆不国矣！’”其子陈三立自武昌致电张之洞：“请奏诛合肥以谢天下”，虽然他们父子的问罪，不是责李“议和”，而是责他不肯力争避战，将国家“戏付一掷”。晚清自林则徐禁烟以来，与列强轻启战事而招祸，至甲午重创，始觉亡国灭种，遂成近代激变起点，一发不可收拾。
我是到海外才读到唐德刚教授那部脍炙人口的《晚清七十年》，他也曾将“北洋水师传奇”娓娓道来，写得声情并茂，并对照当今，来了一句点睛：
“一百四十多年之后，我们搞‘洋务’的历史又‘重演’一次罢了。”
“洋务”始于林则徐幕僚魏源的那句话“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只限科学技术，即坚船利炮。唐德刚界定“邓改革”，不过是一次“洋务重演”，指的正是共产党也只学西方“先进技术”而不动“制度”，“六四”后又开门狂饮外资。
唐德刚称李鸿章是“四化”祖师爷（办夷务），不过他说，“同治中兴”这帮科甲正统出身的名臣，都是“盘盘大才”，“老实说，后来我们及身而见的国共两党之内的高干党官，有几个能和这大群翰林进士之中的‘文’字辈人物相比。”然而，难望祖师爷李鸿章之项背的邓小平，因六四而发狠话“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果然二十年叫它崛起，只差还没造出航空母舰来（到习近平就造出“辽宁号”）。
中共的“洋务运动”震惊西方，2005年美国两大通俗新闻周刊先后以封面故事和系列报道推崇之，显示他们接受了这个施行屠杀的独裁专制，因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激活了冷战后萎靡不举的西方经济。另一层意义就是，这次“新洋务”成功了——李鸿章的那一次，只引进器物而不触动大清政体，因北洋水师覆亡而被历史否定，导致的一个思想史结论是：一个制度只做经济层面的改革，而不涉及政治制度乃至思想、文化层面的变革，注定失败。今天中国的“第二次洋务”，难道要修改这个思想史结论了？
唐德刚历数清廷腐败，从满洲八旗“铁杆庄稼”、卖官鬻爵，直说到“四万两银子一天的宫廷生活”，他的结论也是：
“我们甲午战败（1895年），非由于器械之不精也、资源之不广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们之败，是败在颟顸落伍、贪污无能的政治制度……原来没有赶上时代的政治制度，则纵有超等的坚船利炮，旧瓶装新酒，也无济于事。”
唐教授辞世前，应该是看到了中国“崛起”的，可惜我们不知道他作何感想。二十年来，中共甚至就是靠“腐败”而“起飞”的，拿“同治中兴”跟它相比，要算很廉洁的了，不要说“同治名臣”，不可与中南海的那班工程师们同日而语，连西太后都难望江胡“盛世”之项背也。
他们创造了一个“中国模式”，令古今中外统统“跌破眼镜”：这个“奇迹”的发生，既不是经由了西方殖民，也不是本土资本主义，而是靠血腥的集权维稳；支撑这个模式的内在逻辑，不是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理论，而是“亡国灭种”的民族耻辱和恐惧。由此观之，甲午国耻在一百多年前，就为中共储备了“崛起”的意识形态能源。这一百多年，中华民族基本上是白忙乎了。
2023-1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