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革命女性的悲剧可以中共至高革命领袖毛泽东前后三任妻子（杨开慧、贺子珍和江青）的命运来说明。这里先说贺子珍。
在中共革命征途中，革命女性既要干革命，还要尽到为妻的性伴侣责任，为丈夫解决性问题。中共革命男子雄性荷尔蒙旺盛，所以即使在最艰苦的长征逃命途中，他们依然性欲旺盛，随他们踏上征程的妻子就不得不承受怀孕生产之苦，以及生产之后抛弃至亲骨肉之痛。贺子珍长征产子的遭遇最典型。
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惨败的中央红军（即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仓惶向西北溃逃，美之曰“北上抗日，万里长征”。因为是逃命，当时所有老弱妇孺都被抛弃，甚至为防逃跑计划泄露，在出发前展开了一次大屠杀，杀掉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或者受伤无法自己行走的士兵和下级军官，造成著名的瑞金“万人坑惨案”。当时在中央保密局工作的邱会作也差点被杀掉，是周恩来出面讲了几句话保了他一命。邱会作后来回忆说，长征前夕，红军内部“恐怖气氛相当厉害。当时没有一个人是不怕犯错误的，大家总是积极苦干，谨小慎微，遵守纪律，不敢犯自由主义，甚至不敢多说话。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哪怕是一件小小的事就不得了呀，真是一粒沙子都可以打死人。”
中共苏区是以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建立，主张阶级斗争的极权社会，与国共斗争因此也极度残酷和血腥，双方仇恨已到不共戴天，只有你死我活，不能随红军主力撤走，国民党还乡团归来，被抛弃留下的可能只有死路一条。
当时中央红军只有30位女红军获得开恩，被准许跟随大队伍撤走，这些幸运的少数女红军大多是首长夫人，其中有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李德夫人萧月华、毛泽东夫人贺子珍、毛泽东兄弟毛泽民的妻子钱希均、保卫局长邓发的夫人陈慧清、博古夫人刘群先等。其余随军女红军则为护士卫生女兵等。在这30位女红军中，有5位首长夫人在途中产子，其中有邓发夫人和毛的夫人贺子珍。这些女红军的孩子产下后会即刻送给当地人收养或直接遗弃。有关贺子珍这段经历，《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作者张戎访问了在井冈山即认识贺子珍，与她情同姐妹的陶铸夫人曾志，以及与贺子珍一同走这段长征路的刘少奇前妻谢飞，谢飞为卫生部干部团的女兵，当时还没有嫁给刘少奇，因是卫生兵获准随大军撤退。此外还访问过专门护送过怀孕中的贺子珍的干部休养连的连长侯政。张戎此书根据她的采访，生动还原长征时的已婚女同志如何在艰苦卓绝的行军打仗时仍然要满足丈夫的情欲，从而饱受怀孕产子，产子又加以遗弃的巨大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这给她们心灵上留下永远无法愈合的巨大创伤。书中提到有个女子在行军中临产，自己一步步走到宿营地，第二天生下来的孩子被遗弃在空屋上的稻草堆上，身上蒙着稻草，哇哇地哭着，母亲又踏上行军路。张戎说，“长征路上生孩子宛如酷刑”。在长征途中产子的邓发夫人陈慧清分娩时，痛得在地上打滚。
在长征前，贺子珍已给毛生下三个孩子，一个夭折，另外两个在红军撤离时不能随军，送给他人寄养，从此离散，不知下落，让贺子珍早已饱受失子之痛。近年有很多两子曾获寻的消息，但都未得到权威证实。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西窜（长征）时，贺子珍已有孕在身，是大腹便便跟随红军逃命，1935年2月15日抵达川南古蔺县白沙场，张戎说，“即将临盆的贺子珍下了担架，在一间草房躺下，几小时后，她生了个女儿。”在白沙停留一天后，次日贺子珍要被抬着上路时，毛泽民妻子钱希均包着孩子让她看了最后一面，然后拿着一些银元和可做货币用的鸦片求当地人家收养。钱希均让贺子珍为女儿取个名字，贺不住地流泪，摇头说今后母女不会再见。这个孩子被人收养三个月后夭折。贺子珍一九八四年去世那年仍然向人提起这个孩子。
贺子珍分娩忍受了巨大痛苦，但作为丈夫的毛却相当冷漠，毛竟然未去探望过一次。后来在行军路上，贺子珍告诉毛，孩子被遗弃了，毛只点点头，说她做得对，令贺子珍非常难过。贺子珍对朋友说，毛有句话让她很受伤害。毛对别的女人说，“你们为什么怕生孩子？你看看贺子珍，她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搭好就生下来了。”赤裸裸地将妻子贺子珍视为泄欲生产工具。在毛与贺子珍的关系中，既看不到中共宣传的革命同志的情谊，连从五四运动以来女性争取的妇女权利和独立人格也荡然无存。有的只是传统夫权对女性的欺压，只是多了一层革命的虚伪粉饰而已。
贺子珍，这位为中共和毛泽东付出了为妻为母如此惨痛牺牲的革命女子最后结局非常凄凉，惨被革命领袖兼丈夫无情抛弃，因而换上严重的抑郁症。1938年她以毛泽东夫人身份在苏联养病期间，毛已另结新欢，有了新的夫人，上海滩来的明星江青。就像在中国历代帝王的深宫禁苑，失宠的妃嫔被打入了冷宫一样，革命圣地井冈山的“永新一枝花”从此凋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