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朱耀明牧师新书《敲钟者言》（台北：左岸，2023）写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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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牧师大情大性，笑容常带童真，但眼泪也不少。
在雨伞运动期间，他总是坐在占领区的一角，含着泪水看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做抗争工艺品、听演说、聊天。我知道六四阴影在他心中徘徊不散，日夜煎熬何时可让学生平安退场。
如果当年不是早一天要回港主持婚礼，他应该会在天安门广场上跟学生一起仓皇逃命。又或者那是上帝的安排，要他平安在海外开展“黄雀行动”，让百计中国民运人士逃出生天。那是多么惊心动魄的历程，可惜在这书中只能化作串串方格，静待时日光复，读者才能看到。
朱牧师投身支联会和其后争取普选的工作，与他和已故的司徒华先生结缘有关。司徒华看准神职人员的道德力量，希望藉朱牧师感召一群学者、社工等专业人士，在政党以外凝聚一股争取民主的清流。司徒华自己亦归信基督，而在人生最后阶段，朱牧师从医院至安德烈教堂均陪他走过。
朱牧师感召力之强大，往往是一个电话便打乱了你的人生。
大学时期我算是虔诚的基督徒，却不屑教会把福音销在温馨的小盒之中，对外面世界的不公不闻不问。碰巧一次机会听到卢龙光和朱耀明两位牧师讲道，提出信仰应与社区结合，可谓醍醐灌顶。结果我在大学最后一个暑假走进两位牧师服务的柴湾，做了一个医疗问题的研究，并且卷入了争取兴建医院运动，与朱牧师结缘。
我从事社区组织工作几年后便出国进修，一九九三年回到中文大学一面任教、一面撰写博士论文。那段日子港人受前途问题困扰，我知道自己回归香港，是要在日后争取民主，只是想先取得正教授职位后，才全力投入公共事务。
这个如意算盘却被朱牧师彻底扰乱。从化解居民对九龙湾艾滋病诊所的抗拒、成立民主发展网络争普选到投入占领中环运动，他都是拨了一通电话便把我从繁忙的教研工作中带到社运的前线。无他，牧师吩咐的都是行公义、好怜悯之事，我当然要“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与牧师共事了三十多年，合作无间。大家都严守组织纪律，不泄密、不敛财、不计个人荣辱。我佩服牧师的勇气，不惜与同袍冲突反对基督教庆祝国庆、更以身犯险占领中环，反驳教内“当顺服掌权者”的谬误。当然，我亦看到牧师脆弱的一面。童年以至六四的阴影，再加上年老多病，很难要求他在囹圄中抗争。
因此，在审讯雨伞运动的最后阶段，我虽极力反对向法官求情，甚至阻止呈上社会服务纪录（因为我们应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代表过百万曾参与占领的市民面对审讯），但最终我还是要求律师代我和戴耀廷向法庭求请，免朱牧师𠄘受牢狱之苦。但当牧师在法庭上带泪朗读他的〈敲钟者言〉陈情书，他还是坚决表示不后悔，旁听席上饮泣声不绝。
结果我和另外三位被告被判入狱，朱牧师和其他四位被告被判缓刑或社会服务令。法官在判词中赞扬牧师人格正直、服务社会多年，而且年迈体弱，不宜判处即时入狱。当我和其他被告由囚车押解至监狱时，看到牧师在法庭门外老泪纵横哭别我们，内心难过，亦明白他既悲伤亦歉疚于无法一起背上十字架。
其实牧师大可释懐。他除了牧养一间教会以外，还从零开始建立起学前教育和社会服务及医疗中心。在成功争取东区医院以后，一直参与医疗服务包括东区医院管理委员会、医管局病人投诉委员会和关怀艾滋病的红丝带中心。他亦推动成立或管理互爱戒毒中心、协助更生人士的丰盛社会企业和完美句号殡仪服务。他协助创立的民主组织包括基督徒爱国民主运动、香港民主发展网络、香港公民教育基金会、守护公义基金、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还有他耗尽心力的黄雀行动。朱牧师投身公共服务的拼劲，就像他老师周联华牧师所言，为了完成基督徒的使命，蜡烛两头烧亦在所不惜。我却想到：春蚕吐丝，至死方休。
朱牧师在占中以后，一直过着平淡的退休生活。他说早上坐在教会宿舍的窗边吃一碗小米粥，是他最幸福的时光。但香港实施《国安法》后，为了他和其他人的安全，我力劝他及早离开。结果他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出任访问学人，期间完成此书。通过此书，大家可读到一个人如何忠于自己的信仰，从失去父母的街童挣扎成为力行公义的牧师。通过他，亦同时看到香港社会的沧桑变化。
因为流散在外，因为思念被囚冤狱的老友，我常见牧师眼泛泪光、嗌声叹气。难道真是“蜡炬成灰泪始干”？只望公义快临，牧师可以回到故居吃他喜欢的小米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