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语言、知识、意义和人格的假设是这种观点的基础，但那些假设本身就有问题。在这种观点中，语言的唯一功能就是指向世界并陈述有关世界的事实。因此基于这种见解的理论将语言划为"编码"（官方的或公开的、隐藏的或私密的文本）。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先于话语而存在。话语反映知识，而不生产知识。因此，意义是说话者在说话之前、在头脑中完全形成的一种心理状态，说话者是一个统一的独立个体，具有"独特的自我构成"意识和"统一的说话自我"，其真实的声音可以被隐藏或显露。
述行
为了更好理解晚期社会主义及其悖论，我们需要摆脱这些有问题的假设，转而研究那些生活在该制度中的人们如何参与、阐释和创造他们的现实。这本书思考在苏联日常生活中流传的话语和知识形式。它们并非固定不变的编码，而是永远不会被事先完全知道的过程。
许多语言理论都集中在语言的积极性和过程性方面。例如，符拉什诺夫（Voloshinov）强调，语言的使用涉及到一个情境过程（situated process），在这个过程中，意义被生产出来，而不是简单的反映或交流。巴赫金也批判道，有些语言模型假定孤立且有边界的意识，但它们忽略了构成事件的持续和能动过程。他认为，这种模型只能把事件转录为一个已完成的静态事实，"代价是失去了那些在事件仍在完成的时刻产生的实际创造性力量，即牺牲了事件中鲜活的、不能抹出的参与者"。
相反，巴赫金等人的语言模型将说话的自我理解为"声音"（"voice"），它从来不受限制，也不静止，而总是处在"对话"中，因为说话意味着存在多种声音，这些声音不是"自我封闭或彼此失聪"的状态，而是"不断听到对方的声音，相互呼唤，相互反映"。
语言的生产性也关乎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对"述行"（performatives）的分析。奥斯汀在言语行为理论中认为，除了陈述某事物（呈现事实或描述现实，如"天冷了"、"我的名字叫乔"）的"述事"（constative）语词外，语言还包括一大类"做事"的语词，也就是"述行"的语词，比如法官在法庭上宣告"有罪！"或者在一个下水仪式上"我把这艘船命名为伊丽莎白女王号"，又或者"我跟你赌六便士，明天会下雨"——这些语词执行了一个改变社会现实的行为，而不单单描述了这个现实。奥斯汀称这一类话语为"述行"。"述事"语词传达的是意义，可以真实，也可以虚假；"述行"语词传递的是"力量"（force），不能说它真实还是虚假，只能说它恰当与否。
奥斯汀指出，使语词成为"述行"语词的不是说话者的意图（intention），而是围绕话语的公认惯习（conventions）——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情况下说出合适的话，以获得公认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些"公约"，无论说话者的意图如何，"述行"都不能实现。相反，如果"公约"有效，那么无论说话者的意图是什么，"述行"都会成功。
在此，"意图"的问题是核心。根据我们对上述模型的批判性评估，这些模型认为话语中的意义是一种心理状态，预先存在于说话的行为中。例如，像宣誓这样的言语行为不一定是一种心理状态。如果一个人在法庭上宣誓说真话，尽管他在内心计划隐瞒真相，但这并不影响宣誓的有效性，也不能让说谎的人在被揭穿之时豁免于法律的惩罚。换句话说，这种言语行为在法律、规则或习俗中的约束力并不取决于说话者是否在宣誓时说"真话"。
在对言语行为理论的批判性解读中，德里达（Derrida）进一步推动了奥斯汀的观点。他认为，使"述行"成功的不是说话者的意图，而是言语行为的惯习。言语行为的约定性意味着它必须遵照公认的"编码"或"可重复"的模式，也就是说，它必须能够在一种无穷无尽的语境中被重复引用。然而，我们不可能穷尽对语境的认识。
由于言语行为的引用性（citationality）和语境的不确定性，任何特定言语行为的意义都不可能在事先完全确定。每个言语行为都可以以不可预知的方式与语境脱节，实现预先没有打算的效果和意义。德里达认为，言语行为与语境断裂的潜力是"述行"力量的构成要素。德里达的论点强调了严格受控和复制的规范和惯习，也承认变化和不可预测性的可能性。同时，德里达通过将讨论限制在话语的符号学层面，淡化了外部社会习俗、制度和权力关系在构成传统话语表达力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