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独裁政权，统治集团将自己置于凌驾于普通百姓之上
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与企业很多相似之处，在组织结构、成本和效率管理等方面也向成功的企业学习管理经验。但是政府又和普通企业有根本性的区别：政府是社会上的垄断性权力组织，企业大多有市场竞争；政府管理和服务的对象是全社会所有人群，而企业可以选择自己的客户对象和经营范围，并且可以随时抛售割除自己经营不良的业务；企业可以破产倒闭，但政府的失败将对社会带来巨大冲击。由于这些区别，政府在构建自身组织结构和制定政策时必须慎之又慎，既要合理，又要完备，还得兼顾所有细节。
首先任何政策的制定都必须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尽管强调此原则看似多余，但实践中却往往被忽视。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职权的垄断者，民众并不能像挑选商品般对政府政策挑三拣四，只能被动接受。特别是中共这类独裁政权，统治集团将自己置于凌驾于普通百姓之上的地位，在制定政策时更多强调自身利益，而绝少从百姓的角度着想。比如中国购买期房的贷款政策，从购房而非交房之日起就要还房贷，即使房屋烂尾也不可以断供。交房手续之前烂尾楼业主并没有所购房屋的所有权，不能自行入住，不能自行安排施工，更不能作为资产处置转售。除了等待遥遥无期的政府保障处置，业主们既拿不到应得的房屋，又甩不掉缠身的债务。这样不公平的政策制造了无数的悲剧。
其次政策还必须有可行性，一旦制定出来就应当贯彻执行。这看似也是一句废话，难道政府会故意制定不能或不会被执行的政策吗？可惜现实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今年9月，郑州曾出台育儿补贴制度，一孩二孩三孩家庭分别可以获得2,000元，5,000元，15,000元的补贴和假期。然而，两个月后，家长们纷纷抱怨自己无法申请补贴，育儿假也无法落实。11月22日，郑州市卫健委表示，目前没有细则出台，所以补贴无法落实。那么郑州市政府为什么会推出这个不能执行的政策呢？因为它的目地是通过政策宣传来鼓励生育。当市民把孩子生下来后才发现上当。政府的目地达到了，虽然是以消耗公信力为代价的。
这个例子很极端，可能存在政府部门间缺乏协调造成的失误，但政策制定的初衷确是欺骗无疑。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通常它们会用在执行细节上设置层层障碍和苛刻条件来实现实际上不执行的目地。大家耳熟能详的无偿献血政策就是典型例证。中共政府长期大力宣传的无偿献血政策表面看来非常美好，献血者在自己需要时可以免费使用数倍于捐献量的血液，或者让亲属使用等量的血液。无数人在此号召下积极鲜血，并精心保存好鲜血证以备不时之需。可直到真正需要用血时才会失望的发现自己必须先付费，然后再去献血所在地的血库报销。而且即使自费也可能被告知血库库存不足，需要安排“互助献血”——即病人亲友现场无偿献血，然后病人才可以从血库拿到等量的用血，注意是有偿的。这种情况下你有多少本献血证都是没有用的。
疫情过后很多人为住院治疗欠下的高昂账单发愁，这时武汉市居民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因新冠住院治疗的费用可以报销了！一位播主兴冲冲地拿着账单找到医保部门，却被告知该政策不适用于三甲医院。失望之余该播主调查了一下到底武汉哪些医院符合报销标准？结果发现只有社区小医院和一些专科医院，类似职业病医院、眼科医院那些。这些医院真的接受过新冠病人住院治疗吗？
对福利性政策设置极高的执行门槛是中共各级政府的惯用伎俩。对外它可以宣传自己的政策多么完善，多为老百姓着想，赚取一个爱民的好名声；对内它设置的苛刻条件和复杂程序让受惠群众的实际数量极少，成本几乎为零。一本万利的政策，本质是欺骗。
与装门面但不执行的福利政策相对应的，中共还有很多明明不具备可行性却偏要强制执行的政策。为了让人们放弃对其合理性的思考和质疑，中共还给起了一个专有名词——政治任务。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讲“政治”说白了就是对党的绝对服从，就是不讲道理了。在寡头独裁的统治模式下，中央的方针往往忽视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困难而难以执行。但最高领袖是不会有心情去听取地方上诉苦的，何况中国这么大各地差异如此多它也听不过来。指示的传递总是从上往下单向的，下面有条件要执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执行。
最典型的就是疫情期间的各项政策。大城市说封就封，完全不考虑民生保障和对供应链的破坏；开放时又一蹴而就，没有计划不分批次，也不管医疗系统是否准备好接收数量剧增的病人，甚至普通的退烧药都完全没有准备好。全民核酸检测，各地方舱建设，也不管地方有没有钱，东挪西凑也必须完成政治任务。结果病例依旧飙升，很多地方方舱建到一半又突然被要求开放，钱财全部打了水漂。除此之外中国近期的各项经济外交政策也是大开大合翻云覆雨。拍脑袋做决策，扔骰子下大棋。翻跟头般的政策凸显了决策者缺乏理性的调研和可行性分析，意气用事，愚昧专行。
除了公平性和可行性，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还得考虑到对所有人群的利益保障。这一点往往是最难的，因为对少数人群的特殊照顾可能导致行政成本的巨大增加。比如说残疾人出行不便，公共设施的无障碍化需要大大笔开销。花这么多钱就仅仅为了这个少数群体的便利，很多政府就觉得划不来了。而且这个弱势群体很难在社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可能政府在做基建规划时根本就想不到他们。在中国城市的街道上很少见到残疾人，不少人出国后对西方社会残疾人（包括使用辅助行动设备的老人）在公共场所随处可见感到不可思议。中国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有完善的盲道，大城市的地铁站也很少有升降式电梯。甚至很多商场的出入口还立着间隔紧密的石墩子，可能是为了阻止超市推车离开商场，但同样也限制了轮椅的使用。根据中共官方数据，截至2022年全国残疾人数量已达8,500万，占人口总数超过6%。虽然是少数，但也是相当庞大的群体！他们就这样被政府和社会给忽视了。
当然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一些欠发达的民主国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在民主制度下政府由多数选民决定，容易忽略少数人群的声音。但是只要尊重言论自由，他们还是有通过媒体发声的渠道，有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选举和左右政府的政策。同时只要在社会教育系统中强调普世价值和对他人的关爱，培养出来的公民也会主动去关心弱势群体的权益，并在政府和社会层面为他们努力。这正是我们在经济和教育发达国家所看到的景象。
然而对于中国这样非民主又不自由的国家，即使经济迅猛发展，国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但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并没有显着增加。非民选的独裁政府不但不主动为各类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反而故意忽视甚至欺凌，造成了许多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悲剧。比如万恶的户口制度就故意对没有本地户口的城市打工者进行政策歧视，剥夺了他们大量的社会福利和对公共资源和设施的使用权，特别是子女的上学问题。甚至在北京低收入打工者居然被称为低端人口，在寒冬腊月被强行驱离。中国公民在自己国家首都的待遇居然还不如走线到美国的偷渡者。
在中国社会相当多弱势群体正是被中共恶政创造出来的。烂尾楼业主、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失独老人、被不遵守劳动法的公司企业拖欠薪资非法开除的打工人……他们的声音不是没有被中共听到，而是被政府刻意压制。更不用说那些追求民主政治、普世价值、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政治犯、良心犯及他们的亲友家属，难道还能指望中共去维护他们最基本的宪法权利？
正常的国家虽然也不可避免的会有残疾人、无家可归者等弱势群体，但整个社会会对他们保持同情的态度。即使政府由于资源或能力的限制无法对其提供足够的支持，也会鼓励民间团体、慈善组织、非营利机构提供额外的帮助。可是在中国中共政府不但忽视传统弱势者，批量制造中国特色弱势者，还对民间的慈善组织和海外援助机构百般阻挠，更试图通过言论控制在舆论中掩盖和抹杀弱势群体的存在。这是向善还是向恶的最根本的区别。
这里我还想关注一下一个现代社会出现的特殊弱势群体，就是由于社会规则和市场制度的愈发复杂和严苛，底层民众的兜底谋生之道正在消失。试想一个普通人失业后若是长期无法找到工作该怎么办？开网约车，送餐，送快递？但是这样的岗位也是有限的，在经济下行的环境下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已经出现快递员满员的情形。如果连这样的临时工作也找不到怎么办？做生意？且不说成本和风险，光是找店铺和进货渠道，办理各种执照和工商税务手续都需要很专业的知识，没有经验很难办成。那就做小本生意，摆个地摊？可是哪儿允许摆地摊呢？中国城管可是世界闻名的。即使有可用的摊位，做小本生意就没有风险了吗？前不久河南驻马店的一位老人为了生计从批发市场进购蔬菜贩卖，被市场监督局抽查发现茼蒿菜农药残留超标，罚款5.5万元！可老人卖这些菜才仅仅得利12元，拿什么交罚款？老人不服，认为菜是他贩来的而不是自产的，要罚也应该罚货源商家而不是他。老人把市监局告上了法庭，可结果却败诉！所以在中国小本生意也没法做。那实在没有收入就只能流落街头乞讨为生了吧？可是中国城市哪里有无家可归者容身之处，何处又允许沿街乞讨呢？低端人群都要被赶出城市，农村也没有他们的财产田地啊？到底哪里还有活路？
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明眼人都看出来了，凛冬将至。随着失业人群剧增，在中国的环境下这个愈发变为不算少数的弱势群体将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早先李克强提出发展地摊经济，还算是党内高层为底层人群谋求一线生机的正面努力。可如今这点努力也随着这位前总理的生命一同从世间消逝了，只剩下如河南市监局这般邪恶机构还在对贫寒百姓敲骨吸髓。共产政权是从不关心百姓死活的，我真心希望三年饥荒时期民兵持枪围困村庄不让饥民逃荒的悲剧不要再度上演。
近现代历史上只有共产国家发生过严重的饥荒，正常的国家都对国民的生活有基本的社会保底机制。失业保险、有偿职业培训（指接受培训者可以领取收入）、社会救助收容机构、各类慈善组织和非营利机构对特定人群提供的定向帮助、免费的食物银行等等。这些机制基本保障了弱势者不会出现人道危机。一些欠发达国家可能没有如此充分的社会资源，但也会在政策上留一些灰色空间让弱势者有喘息的空间。比如默许贫民窟的存在，在城市贫民集中的区域允许无证摆摊流动售货甚至乞讨，在特定的公园等公共场所默许无家可归者露宿等等。给弱势者留一条活路，这也是基本的人性。
其实中共政府各类机构配置表面看起来也是十分完善的。有劳动局、社保局等功能机构，也有救济站、红十字会福利慈善机构，还有媒体、信访局等监督纠错单位……该有的都有，可问题是它们发挥了正常的社会职能吗？这是理念的问题，执政的根本目地到底是什么？真的以民为本、执政为民，那自然会主动关怀全民的福祉，让各相关部门尽职尽责去为民谋利。可现实中的中共政府更像一家公司，制定出的政策是其兜售的商品。还不是那种遵纪守法的企业，而是马克思笔下那种以追逐利润为最高目标，为高额利润无恶不作的奸商和剥削者。红色政策商品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尽显其吃人的血色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