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魁习近平握稳权力后开始终止改革，全面左转，三年疫情封控，又频推“枫桥经验”，加速了资本出逃、民企躺平，中国经济回天乏术。对此，有人逃离中共，有人寄希望于中共改革，问题是习近平会重启改革吗？中共还能重回高光时刻吗？
日前，大纪元记者就中共改革问题，请教了几位中国问题专家，他们都表示，中共不倒，任何改革都注定失败。
2023年12月6日，一名商贩站在上海乍浦路大桥上。
中共改革的目的是保党
时事评论员蓝述表示，很多人说邓小平搞改革，他实际上是在救党保党，他搞的经济改革，就是为中共续命；邓小平不搞政治改革，六四学运要求民主改革的时候，他就下令血洗天安门。
蓝述说，到了胡锦涛时期，中共所有的改革空间都已经用尽了，中共“能改的都改了，再接着改革，那就要改掉共产党了”。
共产主义的公有制理念与私有制天然对立。蓝述表示，目前中国私有财富的积聚，已经对中共的统治构成威胁。只要财富掌握在个人手中，就会挑战中共的一元化领导体制。
红二代虽然不反共，但却会挑战党魁的“一尊”地位，实际上、深层次上就是在挑战中共的体制。
他还特别强调，现任党魁一上台就讲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他看得很清楚，中共改革的空间已经到尽头了。
中国2023年前三个季度投资增长只有3.1%，中共为提振民营经济，于7月开始先后出台了民营31条，民营金融25条，以及民营22条。不过，民营经济并没有因此有多少起色。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杰表示，民营经济现在没有投资欲望，大部分民营企业家没有中长期的计划，只有移民的计划。
今年7月，魏杰与部分民营企业家座谈时，企业家们表示，他们不需要中共的优惠政策，他们须要完整的法律保护体系。会谈中，民营企业家提出了修改宪法的要求，将原本以公有经济为主的所有制体系，改为混合经济的所有制体系，在宪法中确立民营经济拥有与公有经济平等的地位。
他们还要求修改马克思的把资本定义为剥削的理论，他们说，“消灭我们是（中共的）一个伟大的理想，发展我们是无奈的选择，我们都清楚我们的地位。”如果中共不修改宪法，不修改其理论体系，“我们就会一直没有积极性”。
据悉，这次会谈内容墙内已经被屏蔽。
中国问题专家王赫也表示，中共不可能走真正改革的路。真正的改革开放，是要遵循国际惯例，遵守国际社会的普世价值，要有人权，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与中共的本质是背道而驰的，“这不要了共产党的命了吗？”
中共改革的实质是分赃
中共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但是，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分享给绝大多数底层老百姓。
中国2010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人均GDP达到高达72,447元人民币。而同年中国有6亿人的月收入仅为1,000元人民币，月收入不足5,000的人口比例高达95%。
另一方面，2019年4月17日，瑞银公布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100个中国人在瑞士银行的存款共7.8万亿人民币，人均存款为780亿。
据说，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至少坐拥5,000亿美元以上资产；甚至连小学校长钟海燕都能贪腐人民币2.2亿元。
中国问题专家王赫指，中共官员一方面以改革之名，肆意把国有财产转变为其私有财产，导致腐败非常猖獗。
另一方面，坚持所谓的公有制，实际是官僚系统控制，在体制上保证了中共权贵阶层对国民财富的攫取。王赫说，就是因为中共各级官员贪得无厌，导致中国贫富差距悬殊，80%的中国人都是穷人，一小撮人占据了极大的国民财富；而且，中国经济发展以低人权、污染环境为代价；是一个道德崩溃型、环境崩溃型、社会崩溃型经济。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改革到今天已经无路可走了。
长期研究中共意识形态的旅美学者惠虎宇也表示，中共的改革开放，在六四大屠杀时已经名存实亡，所剩的只是市场经济的外壳；而中共的政治体制已经全面左转，走向集权。
前党魁江泽民一意孤行地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是文革的重现；到习近平时期，中共进一步加强集权，疫情期间的严酷封控，就是不同形式的文革。
中国经济再困难中共也不会重启改革
2023年，中国经济陷入困境，一天比一天低迷。
日前，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先后将中国、香港和澳门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降至“负面”，将中国大陆8家银行的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很多人期待中共的20届三中全会，习近平能重启改革。
而中共党魁于11月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104个“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要他们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并迟迟不召开众人期待的三中全会。
所谓“枫桥经验”，是1960年代初浙江枫桥区，创造的一种群众互相“监控、改造、揪斗”的做法，其核心是“发动群众斗群众”，是中共强化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也是中共在各种运动中频繁使用的手段。
王赫表示，中共的改革开放就是忽悠人的口号。中共现在打造的是一个高科技极权社会，全方位加强对人的监控，不管穷人富人都要控制起来；可是，他还会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不过实际上干的都是相反的事情。
惠虎宇也认为，经济发展再困难，中共也不会转向改革的道路。
为什么仍有人对中共心存幻想？
时事评论员蓝述指出，目前仍有人对中共改革心存幻想。这帮人反习不反共，其中包括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人物心存幻想的群体，以及对中国市场抱有幻想的西方投资者；也包括中共党内部分改革派、民运改革派，以及中共内部反习的既得利益者。
蓝述说，更糟糕的是，这些人在批评党魁的时候，开始讲中共前任党魁的好话，有的人甚至认为，共产党只要改一改就能改好了。
“为什么这些人会有这种幻想？就是因为在中共的体制内，还存在着像李克强、刘鹤、朱镕基、温家宝这样的人。”蓝述指出，当西方人与这些人打交道时，就容易产生一种幻想；国内部分人也会认为，中共党内仍有一些官员愿意服务民众、聆听群众声音。
“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的根本问题是，像李克强这样的技术官僚，就是给党魁打工的，永远不会成为中共的第一把手。”他说，中共即使更换党魁，也只能跟习近平是一类人，“中共的党性原则是摆在第一位的”。
蓝述明确表示，中共政权选改革派领导人做党魁，是不可能的。中共挑选各级领导人有一个组织程序，如在一批县长中挑市长，在一批市长中挑省长，直至中共的头号首领——党魁，“它的挑选标准都是党性原则，即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所以，当到最高位置的时候，挑出来的人一定是像习近平、薄熙来这类的人。
特别是在前苏联因戈尔巴乔夫而解体后，中共选择党魁接班人的时候，更是注重“党性”。
四亿人“三退”
王赫指出，今年初爆发的白纸运动中，老百姓喊出“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的口号，道出了人民的心声；这个口号显示中共已陷入了双重统治危机之中，即统治者的危机，和党的统治危机。
王赫说，这么多年来，特别是疫情三年，中共的严酷防疫措施，导致中国民心根本性逆转，老百姓对共产党完全死心了。现在的中国人不光是对习近平个人不满，同时也对共产党统治不满。具体体现就是，今年中国民众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人数破四亿，“这是个标志性的事件”。
王赫表示，现在是谁也救不了共产党了。共产党坏事做得太多，中国过去有句话，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
现在不管谁上台，他要保党都要跟着完蛋，都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现在的中共党魁还有保党情结，他等于把自己的命也赔进去了。
惠虎宇也表示，指望中共回到80年代的改革，走改良的道路，现实已经证明这条路走不通了。而走解体中共的道路，才是中国实现顺利社会变革的可行之路。◇
